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春天果真是各种看起来正常的精神病人最爱发病的季节。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这段时间我疯疯癫癫、拉拉杂杂写这么多文字，其实就是创伤应激，就是抑郁症状。
很多时候，我也很想原地发疯，但我也很清楚，我疯不过我妈，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写作，去宣泄，去疗愈。现在想想，那时候跟前男友相处，其实我也在模仿我妈对我爸的方式，也很作，但我那时候对于这些关系模式没有觉知。我们最早学会“爱”的模板，就是父母。如果那个模板本身就是扭曲的，那我们后来的亲密关系，就是在用一套错误的图纸，一遍遍地盖会塌的房子。后来因为怕被控制，选了豆爸。但没选对。这是我当时能识别出的唯一反面。这两步，都是我从那个家里带出来的“出厂设置”。我唯一的庆幸的是，我有不低的智商和悟性，然后，我才能一路走、一路突围、一路改正、越挫越强。但是，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包括离婚，包括搞钱，包括给孩子全方面的接纳，都只是想让我的女儿成为“能一生被童年治愈的人”而已。但与此同时，我要需要治愈自己.......每次以为我已经痊愈、结疤的时候，我妈又把那个疤痕创飞。我接受她可能就是一个NPD，是一个得了情绪病并定期发作的病人，在西方国家可能是要被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的。只有在东亚文化下，这种令人窒息的情感勒索和控制欲才会被包装成“爱’”。她的行为本身就是病态的，但她自己都不知道。而且，社会和文化用“爱”这个字，把它包装成可以接受的东西。像是一个从战场上爬出来的人，我需要一边包扎伤口，一边研究地图，一边还要保护身后的小孩——要用自己从未被对待过的方式，去对待另一个生命——给她安全感、给她“敢于欠”的底气、给她一个和我完全不同的童年。这两件事，每一件都足以消耗掉一个人全部的力气。我同时在做两件。是有点累的，但我还能扛。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很多人不理解NPD为什么可以一边说“我爱你”，一边做最伤人的事。
是因为他们说的“爱”，和我们理解的“爱”，根本不是一个东西。我们理解的爱，是看见对方、感受对方、愿意为对方好。而他们说的爱，是“我能从你身上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可能是顺从、可能是崇拜、可能是情绪价值、可能是你痛苦时的快感。所以，如果你对他们说“你伤害了我”，他们是真的听不懂。因为在他们认识系统里，只要他们满足了你的某个欲望（比如给你做了一顿饭、洗了几次衣服），那就是“爱”了，你就要一辈子被这点付出绑架了。至于你的感受？他们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东西。而长期生活在情感虐待中的人（比如我爸），身体会进入一种 “慢性应激状态” 。皮质醇水平持续偏高，免疫系统被抑制，炎症反应被激活。我带着孩子去韩国之前，我爸还好好的，我才出去一个周再回来，他已经站不起来，脸和脚水肿得非常严重。我回来一个星期，他才又开始好转。对我爸来说，最好的安排是：他一直在广州治病和养老。哪怕瘫痪了，但只要情绪上不作，我都能把这个重任扛起来。广州的天气对他的病情也比较好。海拔不高，氧气充足，肺病不容易发作。天气暖和，腿不会变僵硬。偶尔做一点家务，活动着，有价值感，远离被骂被嫌弃被虐待，对身体和心情也好。哪怕退一万步讲，他去农村老家，也是较优的选择。那里海拔低一点，天气暖和一点，他能照顾好自己，生活更自主、自由，只是离医院远，基础设施不方便。但是，我妈一个人在丽江待烦了。她迫切需要一个人去供自己折磨，而我爸是最佳人选。然后，我爸去了海拔更高、冬天更冷的丽江，不被允许进厨房，每天被我妈冷言冷语和辱骂，后来连续生病两场，住了两次院。我爸早就发展出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式的生存策略——他被骂了这么多年，已经学会了用“讨好”来换取片刻的安宁。我希望我爸活着，因为他在，我就不是那个唯一的靶子。我们都被我妈折磨，只不过我爸选择了继续讨好，我选择了清醒地恨。我根本没有任何“她能不能变好”的念头，因为我知道NPD是稳定的、难以改变的——不是“可能变好但还没变”，是她根本没有那个功能。就像我不能指望一个盲人看见颜色，我也不能指望一个NPD感受你的痛苦。他们不是“不想”，是“不能”。任何试图指出她问题、寻求她改变的尝试，都会被她视为攻击，然后引发更猛烈的否认、愤怒、报复。至于情感勒索、贬低、打压，只是常规武器。继续留在那个关系里，我会死——不是比喻，是真的会死。我现在想起我小时候有严重的哮喘。发病最严重的时期，正是和我妈住在一起的小学时期。我在外婆家的童年时期，印象中也有发病，但我似乎没那么痛苦。而在小学时期，我从山村回到乡镇上学，必须长期跟我妈住在一起。我一发作就整夜咳嗽，整夜憋不过气来，呼吸声像拉风箱一样。我妈也照顾我，但一旦病情好转不了，就引发她的焦虑，接着我就被指责、辱骂。上了初中，我去了海拔更高的县城，但除了第一年小发作了一下，之后居然不怎么犯病了。我一直以为，是随着我长大，我体质变好了的缘故，但实际上可能是因为：我远离了我妈。哮喘本身就是一种受情绪影响很大的疾病。焦虑、紧张、恐惧，都会直接触发或加重哮喘发作。在我小学那个阶段，我的身体处于一个双重压力之下。一方面是疾病本身带来的生理痛苦，另一方面是我妈对疾病的反应带来的心理压力——她的焦虑、指责、辱骂，让我在生病的同时，还要承受“我生病是错的”“我让她不开心了”的罪疚感。在外婆家，或是上初中之后，我生病的时候，得到的可能是照顾和安慰。生病只是生病，不会变成“罪过”。所以我的身体可以自然地应对疾病，而不需要额外承受情绪的负担。但在母亲身边，生病变成了一件“错事”——我让她焦虑了，我让她麻烦了，我让她不开心了。我的身体不仅要对抗疾病，还要对抗那个“被指责”的压力。后来远离母亲后哮喘好转，也许不是巧合，是身体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如今，我早就不再期待她变好，不再幻想和解，不再试图还清那笔还不清的债。我只是决定：我要活，我要好好地活。我爸有他的选择，他要选择受虐，我救不了他，我顶多只能告诉他“如果你爱我，请你死在我妈后面”。但我可以救自己。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我是INTJ。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关于妈祖附身巡游闹剧的通报。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遭遇NPD母亲，你唯一的救赎方式就是：既然已经完全没有办法选择你的来处，但可以选择你的去处。不要再把那个剧本传下去。
这一步，我觉得自己做得挺好的。最难的一步，是接受有些问题永远无解、有些创伤永远好不了。这真的是最难的一步。你永远没办法像别人那样，想起童年的时候觉得温暖。你永远没办法像别人那样，在父母面前做一个轻松的孩子。只要与父母的缘分未尽，此生你会一直受精神折磨。甚至，直到他们去世之后，你可能还要花很多年，去处理他们留下的那些影响和回声。不是“终于好了”，而是学会和那个永远好不了的自己一起活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琼瑶其实也是在用几十部言情小说，一遍遍地重写自己少女时代的伤口。
琼瑶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但在这个告知家庭里，她曾经是那个最不争气但后来最有钱的孩子。小的时候，她家里的兄弟姐妹都成绩很好。二弟陈钰，学习好，后来开贸易公司，当老板。三弟陈怀古，成绩一般，但很会画画，从不让父母操心，后来成为著名画家，办过画展。小妹陈锦荣，那更是天才少女，成绩也是非常好，离满分差两分都会哭，后来成为美国大学物理学博士、科技公司高管。有一次，她拿着20分的数学成绩单回家，正好看到妹妹因为考了98分（没到100分）而痛哭，被父母围着安慰。她形容那一刻的心情——“我心中一阵绞痛”。琼瑶从小成绩不大好，两次高考落榜，然后，就经常被父亲体罚、被母亲数落。 14岁那年，父母决定把功课不好的她和弟弟“发配”到外地住校。她说：“这个‘宣布’，对十四岁的我来说，像是一个炸弹，骤然间炸毁了我依恋的那个世界。” 她在家里感受不到爱，于是拼命向外找。高中国文老师给了她一点欣赏，她就爱上了他，轰轰烈烈的师生恋。后来母亲闹到学校，老师被解聘，琼瑶吞药自杀未遂。琼瑶吞药自杀未遂后，母亲的第一反应不是心疼，而是“你丢尽了我的脸”。她16岁时写过一段话：“我功课不好，充满了犯罪感，充满了自卑，充满了歉疚，也充满了无助。我多希望父母能谅解我，给我一点安慰和支持。” 然后，琼瑶用一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这个故事。处女作《窗外》，她写自己少女时代的师生恋，把父母写成冷酷的“审判者”。其他小说，也几乎都是“缺爱少女 + 拯救型男人”的模板。一直到了51岁，她才敢正面写自己的少女时代，语气依然带着隐忍和委屈。但因为琼瑶那时候已经比较成功，没人敢骂她“谁的原生家庭没问题，你怎么一把年纪了，还要把原生家庭作为卖点”。她的母亲当年看完《窗外》，气得写信骂她：“原来你的写作才华，仅止于此！你就这样等不及的要赚钱吗？除了‘出卖’你的父母以外，你还有没有别的本事？我生你养你育你，竟换得你用这种方式来报答——你写了一本书来骂父母！” 1964年，琼瑶的小说《窗外》第一次被拍成电影（黑白版）。她父母偷偷去看了。回来后，母亲袁行恕的反应不是普通的愤怒，而是用一种几乎要摧毁女儿的方式来回击——她开始绝食。琼瑶跪在母亲床前，跪了几天几夜。母亲不理。全家人轮流端着食物去求，母亲滴水不进。最后，是琼瑶当时年仅5岁的儿子——陈中维（小名小庆），端着牛奶走到外婆床前，说：“外婆，你不要生妈妈的气了，我端牛奶给你喝。” 外婆依然不理。小庆又说：“外婆不吃东西，妈妈不吃东西，大家都不吃东西，小庆也不敢吃东西……” 这句话，才让母亲终于松口，喝了那杯牛奶。 1964年那次下跪之后，琼瑶答应了母亲一件事：以后不再让《窗外》在台湾公映。 1973年，导演宋存寿要重拍《窗外》。此时琼瑶母亲已患有轻度精神分裂症。琼瑶最终同意拍摄，但她坚持了一个条件：电影拍完，不能在台湾上映。这部让林青霞一炮而红的电影，因此在台湾被禁了35年。直到2008年，林青霞自己买下版权，才让它有机会在台湾首次公映。琼瑶的母亲袁行恕后来长期患有抑郁症，1990年去世。但即使在母亲晚年，母女俩也始终没有真正和解。有句话说的是：“不要嘲笑别人的疤，那只是你没经历过的伤。” 但对于某些心量只有针尖大的人来说，不趁此踩你一脚以显得自己高明、高尚、明智、牛逼，可能也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什么自信了。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你讲述自己的苦痛，然后多了几条评论，都有人会嫉妒这种流量的哦。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一个受害者家属因为家里遭受了惨烈的受害案件而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这些人都会嫉妒这点“被关注”，嫉妒到扭曲。我简直怀疑，如果能得到流量，他们是不是也特希望自己经历同样的事情。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我是抢了某男教育博主的生意了吗？我聊原生家庭，就是为了博流量，就是动机可疑，那他聊这聊那，就是高风亮节，就是普度众生？用他的逻辑，我在我地盘上聊我的，他来碰什么瓷？刷什么存在感？我在我自己的账号上讲我自己的经历，这碍着他什么了？原本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事，他非要过来踩一脚。他妈的，格局比鸡儿还小。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很多网友理解不了为啥我在觉察到一丁点网友的控制欲后，哪怕人家的发心是善意的，也要坚决拉黑（杀无赦）.......因为现实生活中我很难做到拉黑我妈，但当一个网上的人表现出任何“我妈”特质，我就必须要彻底隔绝，斩草除根。
心理学上，这是创伤触发后的过度警觉与边界重建。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拉黑的不是网友，而是网友身上那一丁点让我想起我妈的影子——可能是那句“我是为你好”，可能是那个试图替我做决定的语气，可能是那种“你不听我的，就会怎样”的暗示，还有可能是那种令我感到极其不舒服的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对我的评判。在别人眼里，人家是善意的，你至于吗？不，至于的。这一丁点不易觉察的控制欲，你觉察不出来，但我可以。它一出现，我的整个神经系统就会自动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我已经忍够我妈了啊。我忍了我妈几十年，忍到失眠、忍到恐惧、忍到恨。我对控制欲的“忍额度”，早已透支。对于没有经历过这种创伤的人来说，“忍一下”只是一件小事。但对我来说，“忍一下”意味着重新回到那个被控制、被消耗、被剥夺自主权的状态，哪怕只有一秒，我都受不了。我在现实生活中做不到的和我妈彻底隔绝，但在网络上绝对要做到。在这个领域里，我完全由自己说了算，完全拒绝任何形式的控制。控制欲这东西，只要留一点点根，它就会长回来。今天你要求我按照你的意思发你喜欢看的内容、听从你的建议、认可你的评判，明天你会怎样？我不会给你任何再次控制我的机会。这是创伤幸存者建立安全边界的本能。你能尊重我这个人畜无害的本能（你做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不控制，自然就不必遭受我的自保反弹），咱们就继续玩。如果不能，那就及早隔绝，以免对彼此造成更深的伤害。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我妈跟我关系好的时候，我是能感觉出来她是希望我爸早死的。她没宣之于口，我也只是“看破不说破”。
她永远需要敌人。只有在我跟我或者她的兄弟妹妹关系不好的时候，她需要去争取我爸来孤立我，她才会对我爸有一分好颜色。比如，她被我四姨拉黑，就要求我爸把四姨全家拉黑，我爸想靠言听计从挣取“安宁生活”，就选择言听计从。对于深度NPD患者来说，“敌人”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必须存在的。没有敌人，就没有“我们”和“他们”的区分，她就无法确认自己的阵营。没有敌人，就没有“我对你错”的叙事，她就无法占据道德高地。没有敌人，就没有“我在受苦”的剧本，她就无法获得被同情、被支持的理由。她的情绪系统，是靠“对立”来运转的。她小的时候，这个“敌人”是她的父母或兄弟姐妹。嫁人之后，这个“敌人”是她的丈夫。我具备独立意识后，这个“敌人”是我。所以，她对谁好、对谁坏，从来不是因为那个人“做对了什么”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那个位置需要被填满。她不是因为有气才折磨人，而是折磨人本身就是她的生存方式。而我爸的言听计从，换来的从来不是安宁，而是被更牢固地锁在那个“服从者”的位置上。我们全家人，只有我敢反抗她，敢摆脱她的控制，所以，我才最有出息。当然，对她来说，我有出息不重要，我不能满足她的控制欲，对她来说就是痛苦。我说的安宁生活，在正常家庭听来其实是特别可笑的。正常家庭的安宁是祥和，而我们家的安宁，只是我妈不再罢工、冷暴力，而是在维持家务劳动的同时对家人施加从早到晚不能停歇的语言热暴力。当你承受过更窒息、更地狱的生活方式（冷暴力），那么，从早到晚的“语言热暴力”竟也成为了难得的安宁和幸福。而我，我当然有我自己的私心。我希望我爸活着，因为如果我爸死了，我妈下一个折磨的对象一定是我。我是“备选的血包”，是“替补的靶子”。只要我爸还在，他就挡在我前面，替我承受大部分的风暴。他是缓冲，是屏障。只要他在，我才不是唯一的那个“敌人”。我妈根本不知道我怕到她什么地步........这种怕，不是恐惧，是憎恶。这次我爸生病，我接他们来广州治病，但我不想我妈来。我想到她要来，提前半个月怕到睡不着觉。这次我去我弟弟家，想到要回来继续跟她相处几天才能把她送走，我就怕到头一晚失眠。我很小的时候，我妈逼我站队，屡次问我“如果我跟你爸离婚，你跟谁”时，我心里的答案一直是“跟爸爸”，但我从来不敢说出来。我非常清楚，一旦宣之于口，我将承受极大的情绪折磨和精神虐待。我小的时候，只要遇上我妈不开心，我在家里都不敢笑。我妈甚至连音乐都不让我听、电视也不让我看——因为只要她不开心，她见不得家里任何人开心。如果那个阶段她的敌人刚好是我，我甚至会担心：她恨我到这个程度，会不会往我饭菜里下毒——你能想象吗？这竟是一个女儿，对自己亲妈的担心。这些年，其实我一直也是在疗愈自己的。每一次，每一次在我以为自己的童年创伤已经结疤的时候，她又通过作妖的方式把我已经结疤的伤口撕开，逼我一遍遍复习那些不堪的、充满恐惧和伤痛的过往。我真的，很恨她。把她送走后，下辈子不要再见了。真的，永远，不要，再见了。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因为有这样一个原生家庭，我一直处在巨大的惶恐不安之中。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担心两件事情：
第一、家里连借钱都借不出来了，我辍学，没书读了。所以，在学校的每一个学期，我都把它当成最后一个学期来度过，并且永远逼着自己考第一。对我来说，考了第一，我因为家贫而辍学的概率就降低。学校和老师会觉得我可惜，可能会帮我。即使不能帮我，也可能会去做我爸妈的工作，而我爸妈听外人的，也承受不住“孩子考第一，但因为没钱让孩子辍学”的心理压力。我一直感恩父母在那么贫穷的状态下供我读书，但事后想来，这个机会，是我豁出命去，抓住读书的这一几乎唯一改命的机会，学出来、考出来的。第二、我担心我爸妈会自杀，那我就早早成为“没爸妈的人”了。从记事开始，就一直时不时看他们当我面表演“自杀秀”，我担心有一天会成真.......尤其是担心某一次自杀是因为跟我闹别扭引起的，那我会承受巨大的道德心理和舆论压力，而这是他们惩罚我的方式。第一个恐惧，随着我17岁上了大学，拿到了国家助学贷款，就慢慢消失了。后来大学毕业，我担心我找不到工作，得回家，焦虑了好一阵。但后来，随着我参加工作，有了收入，逐渐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立足，我永远都不需要依靠父母才能生存......那么，这种恐惧终于没有了。第二个恐惧，直到前两年，我也都还有，所以，我爸气坏了说要跳楼，我妈表演失踪，还是能折磨到我的。但今天，我想放下这种担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决定，我无需为此负责。不管善缘还是孽缘，了了也就好了。我一直觉得我需要还债，还父母的养育之恩和离婚后的扶持之恩。养育之恩，其实我没花他们多少钱。我还不到一岁，就被送去外公外婆家，是外公外婆把我养育长大的。小学时候，我接受更多的是我外公外婆的贴补，而且我小小年纪就帮着干家务、干农活了。上了初中，我开始挣奖学金。上了高中，我也挣奖学金，同时申请了贫困生的学费减免。拿高考状元得到的八千元奖学金，我甚至只留了一点去北京上大学的路费，剩下一大部分帮家里还了债。17岁之后，我再没花过家里一分钱。但我开始挣钱之后，我就开始给父母钱，他们想买什么我就给买什么，还带父母见世面。这部分养育之恩，从金钱角度，我已经超额还了。从情绪角度，他们曾给过我关心，但每一次关心背后都夹杂着那么多的伤害，可以两两抵消。离婚后的扶持之恩（帮我带孩子、做家务十来年），我按照保姆的市场价，拢共给父母买了80万（房价+装修+家具）的房子（折合下来是每个月发了工资6千，但事实上，我妈做得远远不如长期住家保姆好，因为住家保姆不会屡次三番试图控制我、给我那么多情绪上的伤害；而她如果出去打工，连每月两千元的工作都无法胜任，因为她没有跟外人长期打交道的能力）。我还另外往他们的卡里都存了足够的应急资金，包揽了他们所有晚年的花销。经济层面，我认为可以两清了。情绪层面，他们是帮了我的忙，但这些年也给了我很多乌烟瘴气的生活。而我，也因为有这么一个女儿让他们帮带，填补了他们晚年生活的空白，让他们有点价值感。我认为也可以两清。所以，我不再执着于还父母的债......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算，我认为我都已经还清了，甚至是超额还清。从因果轮回的角度，如果我都做到了这个程度，下辈子还安排给我这样的父母，那老天都对不起我。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每一次我妈作妖，她都以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引起我对她的重视，但每一次，都只会让我更加憎恶她，因为她又逼迫我再一次回忆起小时候经历过的所有创伤。
那时候，她跟我爸吵架，然后开始罢工，躺在床上“生病”。家里家务、农活全部停摆，家里家禽家畜饿得嗷嗷叫，我（哪怕当时只有八九岁）只能放下学业，学着大人去做家务、干农活。我爸则舔着脸，做好饭去哄。我妈懒得看见他，送什么到床前就打翻什么，碗筷砸了，食物撒一地。我爸就派我们去哄，去打扫。或者，请乡村医生来看。乡村医生来了，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但这种生意“不做白不做”（上门输液，可以收取比去诊所贵两倍的价格），然后给我妈输生理盐水或者葡萄糖（农村人也不懂）.......而我爸也通过这种方式，向我妈传达一个信息：你看，我还是在乎着你的。请你恢复运转。家里原本就特别穷，我们的学费都快要交不起，但钱还是被花在了去买被砸掉的锅碗瓢盆、给我妈“治病”上面。我并不拒绝做家务和干农活，因为我也能从中找到乐趣，但比起干这些活，让我感到更痛苦的是：永远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像是一片黑压压的云永远笼罩在我的头顶，像是一床湿哒哒的的棉被，不盖冷，盖了更冷。而我，无从逃离。我弟能忍受，对这一切当然处之，我认为更多是被动承受和麻木、习惯。但我不同，我不到一岁就被送去外公外婆家，我知道正常的家庭氛围是怎样的。所有人当中，我的反抗意识和反抗能力最强，所以，我也有能力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现在想起来，我人生中最能改变我命运的机会不是高考，而是小学毕业后，11岁的我坚决要去县城上寄宿初中，离家四十几公里（不常回家），而父母同意了。而我从小在这种精神折磨下长大，以至于现在每次我妈作妖，我回想起这些事情，还是非常应激。这个家里所有人都让着她、哈着她、哄着她、由着她、讨好她，只有我没有盲从，不愿屈服。她一直在说“没有她，我的人生将一团糟”，理由是我做家务能力不行（她认为的不行）。但我的真实体验是，只有远离她，我的人生才能往上走。待在她身边，我永远有一种感觉：你在游泳，但有个人死死地拽着你，一次又一次地把你拉着往湖心里坠。 ps：不是求助，无需建议。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哈哈哈哈哈，写剧本就可以。还可以“让”老公不出轨，“让”老公把钱都给她，“让”老公变听话……

天天开心圈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某个话题你不想看了，你应该做的是取关或拉黑，而不是要求博主不要说。
不然，为避免你下一次控制欲爆棚，我会选择预防性拉黑，永绝后患。真的不要觉得博主损失几个粉丝有多悲痛，微博赚不到钱，这种粉更是毫无价值。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当我摒弃道德或者应然的角度去考虑出轨问题时，我觉得出轨本质上也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
当一个人能力不足、承受力差、对因果缺乏敬畏时，ta解决问题的工具箱里，就只剩下“制造更大问题”这一把锤子。而出轨，就是那把锤子——它解决不了原来的问题，但能制造出足够大的混乱，让所有人都暂时忘记原来的问题，去处理这个新麻烦。这就像一个人房子漏水，不去修屋顶，而是把墙砸了。墙倒了，大家确实都在忙着救人和清理废墟，没人再提漏水的事——但问题是，现在你连住的地方都没了。就我遇到的情况而言.....我何尝又不是盼着对方出轨，这样自己才好下一个决断。大家都看得出来，我这人其实是有点“好人包袱”的。关系僵死了，崩坏了，不能再继续了，我焉能不知？但如果对方出轨，那就是一张金光闪闪的“道德通行证”——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走，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可以赢得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很多人走不出一段烂关系，不是因为看不清，而是因为缺少一个足够正当的离开理由。对方不够好，但好像也没那么坏；感情淡了，但好像也没什么大错；想走，但怕别人说“你凭什么”。但这一切，是我30岁的决断。如果让现在的我做个决断，我过得不幸福了，甭管你是否出轨、失德，我都要离开。是否站道德高地？不care。我现在解决我妈，也会把我的“好人包袱”彻底扔掉。

晏凌羊

作者，著有《愿你有征途，也有退路》等。

青蒿洗发水，好评率一直很高。还有那法式内衣，五年了依然有人在回购，说明款式质量一直都很受认可，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穿的，也在回购。燕窝还要过几天才能发货哈（之前因为太划算，被抢光了），但现在可以先下单了。芡实糕的复购链接也放这里了。微信扫码可购。

穿搭博主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