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

民国的粮食价格是比较高的
《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这么写：旧时做门生，老师的事什么都要做，除倒痰盂、扫地、整理烟榻、迎送宾客之外，还要帮他购买一切杂物，因此我对物价才渐渐明了起来。其时的物价，又不同于几年之前了，记得在“老大房”，熏鱼小洋两角可以买到六七块；“邵万生”的熟火腿每一包也是两角，这是最高贵的佐食品。其他如臭豆腐干，铜元一枚可买两块，粽子糖铜元一枚可购五粒，品海香烟每盒铜元三枚，强盗牌香烟每包也是铜元三枚，小白锡包每包小洋二角，大白锡包每包小洋二角半，唯有茄力克，每罐售价九角，开罐出售每十枝小洋两角。米价日益高涨，每担达四元两角，大家觉得“米珠薪桂”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上海人饮酒，以绍兴酒为最普遍，本色每斤一角，花雕每斤一角二分半。饮洋酒的人较少，三星白兰地最昂贵，每瓶要银元四块，只有少数富家和妓院中才备有。大家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物价并不高。1块大洋可以兑换100多个铜元，当时比较值钱的香烟也不过三枚一包，绍兴酒价格也比较便宜。有意思的是，米价却越来越高。为什么呢？在贫穷的民国时期，人民第一是要生存，所以米是必需品，人人都需要买，价格自然会高。相反，烟酒茶甚至零食，都不是生活必需品，穷人是不会买的。想要卖掉这些东西，商人就只能降低价格。那么，为什么粮食价格居高不下？主要是全国都在战乱，有很多地区农民无法正常种地。就全国来说，粮食无法自给自足。虽然粮食的缺口不算大，据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1935年调查，中国乡村人口主食结构中杂粮占51.6%。也就是说，农民由于贫穷只能将米面卖出去，自己吃杂粮糊口。如果不吃杂粮的话，农民是会饿肚子的。这么一算，粮食还是存在缺口的，只有少数丰收年的细粮很多。蒋学楷估计20世纪30年代中国粮食供求约盈余2.5亿余担。另外，中国四分五裂，国家并没有统一的粮食政策。中国农民用传统方式种地，粮食亩产不高，粮食价格较高。相反，诸如日本、泰国等一些国家亩产较高，用了新式农业技术，导致大米价格较低。在陈存仁所在的上海，进口大米价格往往低于国产米，老百姓图实惠就会大量购买。虽然进口大米缓解了中国的粮荒，也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导致种地不怎么赚钱。萨沙的读书随笔第72集

民国时期穷人的生活不好过
《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这么写：我儿童时期这三年中，我家的伙食，老是粗茶淡饭，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佐膳食品限定四个铜元，以一个铜元煮青菜一大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二个铜元购“东洋鱼”一块。所谓东洋鱼，是红色的海产鱼干，又称萨门鱼，由日本运来，价廉味咸而耐食。这般的膳食，常年不变，五天吃一次蛋，每月难得吃到一次“炒肉丝”，即使有肉，肉丝也不过寥寥可数的十几条。如此清寒生活，就养成了我后来见到青菜就厌，见到鱼坚决不吃，一心只想吃猪肉。当时我们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旧的，三年五年从不添一件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竹布长衫，脚上是布鞋布袜，都是我母亲一针一针做成的。陈存仁儿童时期由于家里生意破产，父亲早逝，生活相当拮据。以吃饭来说，他们的饮食标准同上海社会底层区别不大了。这里提到了陈家整天吃萨门鱼，萨门鱼是什么玩意？萨门鱼又叫做东洋鱼，是日本在我国浙江、上海倾销的一种廉价咸鱼干。早在1906年，日本的财团三井洋行和林木洋行，开始将萨门鱼在中国销售。不得不说，日本人的眼光是很厉害的。当时浙江人很喜欢吃咸鱼，上海又有大量的浙江人，没有多久萨门鱼的生意就火红起来。到了1931年，每年从日本进口的萨门鱼高达三四十万担。当时还有从加拿大进口的咸青川鱼，也有三四十万担。仅仅这两种鱼干的进口，就让江浙一代流失白银300多万两。为什么这种鱼干会畅销？主要是日商在中国销售时，当地政府不敢大量征税，所以价格非常低廉。相反，中国自己生产的鱼干，无论在租界还是华界销售，都有各种征税，价格高于日本货。老百姓图实惠，自然大量购买日本的鱼干。萨沙的读书随笔第71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