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28日,成都军区总医院的一间病房里,64岁的郭勋祺停止了呼吸。他去世时的身份,是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省体委第一副主任,一名正厅级干部。这个结局,在1948年冬天他被俘于襄阳城破的那一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一个在土城让中央红军改变原定计划的川军将领,一个被蒋介石撤过职、又被蒋介石推上炮灰位置的杂牌军长,最后以一名共产党的干部身份终老,这中间的转折,比“打过七位元帅”那句被简化过的说法要复杂得多。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郭勋祺是四川华阳人,1895年出生,三岁丧父,七岁丧母,由祖母和伯父抚养长大,家里穷,书没读几年,1912年,17岁的郭勋祺跑到成都新军当了二等兵,随后随部队入藏平乱。

从西藏回来之后,他从“裹腿兵”干起,排长、连长、营长,一级一级往上走,他作战勇猛,悍不畏死,同僚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莽娃”,后来也有人叫他“郭莽子”,这个绰号里有一半是夸他敢打,另一半也带着一点说他打起仗来不顾命的意味。

但郭勋祺不是只靠“莽”字吃饭的人。他后来在川军里能爬到旅长、师长,靠的是两样本事:一是临阵处置快,二是对部队的控制力强。川军内部派系林立,部队动辄不听调遣,一个将领如果压不住下面的团长、营长,纸面上的兵力再多也只是空架子。

1930年前后,刘湘开始着力经营一支嫡系精锐,郭勋祺被放到教导师师长的位置上。这支部队后来在川军里有一个很响的名号,“模范师”。它跟当时多数川军部队的差别不在人数,在训练和纪律。

当时红军对川军的普遍印象是“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鸦片烟枪,纪律涣散,一触即溃。郭勋祺的部队不是这个样子。他早年在川军中跟朱德、刘伯承、陈毅都有过来往,对红军里那一套政治工作、官兵同甘苦的做法印象很深,回到自己部队里也照着学了一部分。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官兵同吃一锅饭,军官不许克扣军饷,训练场上不合格的当场补练,这些东西在旧军队里不算新鲜,但能真正落到实处的部队并不多。郭勋祺的“模范师”是少数之一,官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装备在川军里也排在前列。

这就解释了1935年土城那一仗为什么会打成那个样子。红军在之前的经验里打惯了黔军和战斗力较弱的川军杂牌,对刘湘的嫡系精锐缺少直接的了解。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准备从土城一带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战前的情报判断,尾追而来的川军只有两个旅四个团,五六千人。但实际上顶上来的是郭勋祺的教导师第三旅和潘佐的独立第四旅,六个团,一万多人,而且后面还有部队在跟进。

1月28日拂晓,土城以东的青杠坡,红军向郭勋祺部发起了攻击。预期的“速决战”从一开始就脱了轨。郭勋祺的部队没有像黔军那样一触即溃,他们在青杠坡的制高点上构筑了工事,凭借地形和火力顶住了红军的冲锋,然后一步一步往回收缩,把战线拉成了一场拉锯。

红军的干部团都拉了上去,朱德和刘伯承亲临前沿,陈赓带着干部团在山坡上反复争夺,但郭勋祺的阵线始终没有被撕开。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打到当天下午,红军方面已经意识到,这一仗再打下去,等川军的后续部队全部压上来,局面会更被动。中革军委随即决定放弃原定计划,西渡赤水,四渡赤水的序幕就是从这一仗开始的。

土城这一仗让郭勋祺在川军里站稳了位置,也让红军记住了“模范师”的分量。至于“打过七位元帅”这个说法,它的底子在于当时红军的主要指挥员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确实都投入到了土城方向的作战中。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抗战打响之后,郭勋祺的部队改编为第一四四师,他带着这支川军出了四川,1937年11月,第一四四师接到命令,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外围作战,任务是在太湖南岸的夹浦、金村一线挡住日军第六师团。

川军出川时的装备,郭勋祺的女儿后来写得很具体:脚上是草鞋,身上是单衣,背的是四川造的土枪,每个兵配五发子弹,草鞋磨穿了就光着脚走,拿这样的家当去拦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能依靠的只有两样,一是阵地选得巧,二是近身搏杀时那股不要命的狠劲。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郭勋祺把敌人的坦克和战车放近了再打,一直放到炮兵的有效射程之内才下令开火,先敲掉走在最前面的车辆,把队形打乱,然后自己带头跃出阵地发起反击,打到11月27日,他在前沿被日军的机枪打中了大腿,人没有马上撤下去,一直撑到防线交接完毕才被送进医院,那时候伤口已经化脓溃烂了。

1938年伤愈之后,郭勋祺升任第五十军军长,驻防皖南,他的军部跟新四军的防区相邻,他跟新四军之间的关系,不是国民党军长跟“友军”之间那种客客气气的疏远,他给新四军送过枪弹,在防务上互相配合,新四军的人过境,他的部队不拦不查。

1938年他策划湾沚战役牵制芜湖日军,还专门把新四军第三支队调来配合作战,这些事在国民党内部给他引来了麻烦,1939年底,蒋介石以“作战不力”为由,把他从五十军军长的位置上调开,一个在南京外围负伤不下火线的人,因为跟新四军走得近,被扣上了一顶“作战不力”的帽子。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离开五十军之后,郭勋祺在国民党军事系统里挂了一些闲职,实权被剥得差不多了。1948年,蒋介石把他塞到第十五绥靖区当副司令,司令是康泽。

襄阳的防务由康泽主持,郭勋祺是副手,但康泽是蒋介石的嫡系特务头子出身,打仗不在行,真正在军事上能拿主意的人还是郭勋祺。1948年7月,襄樊战役打响,解放军攻破襄阳,康泽和郭勋祺一同被俘。

被俘之后,郭勋祺被送到中原军区。陈毅来看他,两个人一见面,郭勋祺没有认错,也没有求饶,他发了一通火,把憋了九年的话倒了出来。他说,抗战的时候他就想把部队交给新四军,派人去跟项英联系,被拒绝了;后来他想起义,那边也没有接。

刘伯承和陈毅没有按俘虏的规矩对待郭勋祺,在中原军区那段时间,他们找他谈了好几回,每一次都把去留的问题摊在桌面上,让他自己拿主意,郭勋祺没有选留下,也没有选回家养老,他挑了第三条路:回四川去,靠着自己在川军旧部里那些老关系,做策反的活。

1949年他回到四川,开始一家一家地跑,一个一个地找,第90军副军长兼第61师师长陈华,第16兵团的正副司令董宋珩和曾甦元,这些人跟他都有旧交情,有的在他手底下当过差,有的是他带过的部队里出来的将领,话说得上,门进得去。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从1949年5月到12月,经他直接撮合,五个师在成都一带先后起义,成都解放前夕,他又出面张罗了一个临时治安机构,跟驻在城里的国民党部队签了一份和平公约,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城里没有打成大仗。

1950年以后,郭勋祺被任命为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后来做过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省体委第一副主任,1959年他去世,离成都解放已经过去整整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