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说过，秘密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把素不相识的人悄悄绑在一起。清代的天地会就是这样发展壮大的。
但《秘密社会的秘密》这本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别被那些传奇故事带偏了。歃血、钻刀、拜码头……这些仪式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支撑它们的“少林五祖”“反清复明”“举手不离三”等说法，在史料里大多站不住脚。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些编出来的故事，让分散在各省、从未谋面的人，觉得自己是同门师兄弟。
于是，“秘密”的作用变了。它一开始只是为了躲避官府、维系小圈子；可后来它越传越广，那个“只有我们知道”的秘密，最终变成人人皆知的范本——这也正是天地会后来走向近代江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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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历史人类学小丛书
贺喜 科大卫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时间： 2021 年12月
ISBN ： 9787303276219
定价 ： 49.00元
德国社会学大师齐美尔的社会学很特别。他注意到有些社会关系是由非常简单但是无可避免的物质条件导致的。他对生产关系的兴趣不大。他有兴趣的是更根本的物质条件，比如，两个人关系与三个人关系的区别；陌生人的位置触发的社会改变，他特别关注到在城市发展中人口密度的增加对于社会关系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他开创了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先河。此外，还有秘密在社会关系中的特殊作用。
让我们以简单的方式，归纳他关于秘密的论述：
秘密与社会关系
您以为您认识我，但是您不知道我的秘密。
可能做了好事不欲张扬，
更可能触犯法例需要隐瞒。
您做我的朋友，需要尊重我的秘密。
我给您我的秘密，秘密就是我们两人所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您把秘密出卖给别人，我们之间再没有这个别人没有的东西。
即使他人进来，我们也没有必要与他们/她们分享所有的秘密。
在秘密面前，人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知道更多秘密。
有些知道更多秘密的人，有责任保守秘密，使之继续仍为秘密。
没有我们的秘密的人，也不喜欢我们有秘密。
不知道我们的秘密的人，以为我们的秘密针对他们/她们。
以为我们的秘密针对他们/她们的人，想知道谁知道我们的秘密，
更想知道谁知道更多秘密。
为了保存我们的秘密，我们的秘密需要承传。
传得多了，承传只是一种仪式。
其实，除了怎样做仪式，我们都已经忘记了要保存什么秘密。
他们/她们以为我们有什么秘密，
最后发现我们的秘密就是我们没有秘密。
但是谁都不要说，这是我告诉您的秘密。
齐美尔认为，与他人共有一个秘密，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有点类似亲属关系。
我们可以把“亲属”关系视为一种基于血缘的关系。“亲属”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们/她们拥有共同的血缘。拥有共同父母的人，充其量就是几位。拥有共同祖父母的，可以多几位。多少时候，当人们因为偶然的机缘或者在报纸上，寻找到或联系上从未谋面的兄弟姊妹，往往都有说不出的兴奋。扩大这种血缘关系的规模，我们也可以明白古人“归宗”的心情。血缘就是亲属共有但是其他人没有的东西，是一条联系他们的纽带。
正如血缘一样，与他人共同隐瞒的秘密也是一条社会关系的纽带。保密的特殊性，好像血缘，由一起保密的人所共有，其他人没有。
所以，与血缘类似，秘密也可以缔造社会关系、社会团体。秘密会社有自身凝固的力量，通过秘密的仪式，传授秘密的讯息，让会员会面的时候可以用秘密的符号互相认同，秘密会社可以让不止参与者，甚至非参与者体会到它的存在感。秘密会社一旦出现，怎样可以证明它不存在?哪怕什么征兆都没有，又怎么可以知道秘密社会不是在某个暗处秘密地蛰伏着，然后于适当的时候突然出击?
秘密是个好卖点。所以不少书的标题都包括“秘”字：《宝颜堂秘笈》《龍威秘书》《霉疮秘录》《闺门秘术》等。医书好像特别喜欢“秘方”,武术家与手工匠喜欢“秘传”。当然，有很多“秘方”“秘传”的东西是保密的，需要拜师成为徒弟，师傅才愿意传授。但是，真的所有这些东西一直都是保密的吗?
“秘”有真有假，正如血缘也有物质和认同两种来源。亲属关系也可以通过“过继”“收养”一类的习惯成立。在没有DNA测试的年代，大致可以说，认同的血缘比物质性的血缘更有决断性。过了几代，谁知道认同的子孙有多少物质的血缘关系?古人不懂DNA,但是知道祖先与后人同“气”一系，所以家规常常说明不可以收养异姓儿子，甚至从异姓收养的儿子在祭祖时，他的“气”也通不到他拜祭的祖先。当大家都分辨不出真假血缘的时候，家里流传的故事就是认定的凭据，或者也未可知，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知悉家庭的秘密吧。
秘密会社的秘密也有真有假。先说真的。
历史学者主要用“秘密会社”这个名词来指代清代乾隆、嘉庆以后的一些非法团体，尤其是天地会。“天地会”这个名词，作为一个发展着的秘密会社的名称，在文献上最早出现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林爽文起义的时候。林爽文起义后，从被捕犯人的口供中，清政府得知林爽文加入了天地会，也利用天地会的入会仪式(通称“拜会”)来招引其他参与者。乾隆五十七年(1792),“结拜天地会”被视为“反叛”罪，列于《大清律》。参与天地会既然是犯法活动，当然需要避开官府耳目，参与者不能公开自己或与会者的身份、泄露拜会仪式中的信息。参与天地会是种秘密的活动，是真的。参与天地会需要通过拜会的仪式，也是真的。
那么,天地会的活动，哪个部分是假的呢?假的部分在于天地会的故事。天地会的故事在以“天地会”为名义举行的活动中相当重要。拜会仪式由这个故事演变而来，由此这个故事的发展也和拜会仪式的演变相关联。拜会的作用是让与天地会还没有关系的人加入天地会，包括向他们传授秘密，比如代表天地会的口诀和手势。
天地会的故事有诸多版本，其梗概大略如下。康熙年间，少林寺一百二十八个和尚，帮助朝廷平定“西鲁番”之乱，到头来，没有得到赏赐，反而受奸人所害，官兵火烧少林寺，只有五个和尚成功逃出。他们走到某处海边，发现一只白香炉，底部写有“兴明绝清”,于是，他们向天发誓，连同徒弟，成为天地会的五房。故事细节周到，生动具体。有曰，某一房在广东开枝、某一房在福建散叶；有曰，在广东一处名为高溪的地方，有座祖庙，供奉盟主万云龙的牌位；有曰，万云龙又名万提喜，亦有法名，洪二和尚；亦有曰，五祖臣服于明朝崇祯皇帝的一个儿子，名为朱洪英，甚至结识了曾经追随郑成功的陈近南。故事中最主要的部分有两点：其一，传会的目的是“反清复明”;其二，入了会等于至少在形式上姓了洪。由于“洪”字从三点水，所以他们的暗语手势以三指为准，所谓“举手不离三”。
历史学者已经花了不少文墨考证“西鲁”的历史，最后的结论仍是它是个传说，它可能附会某些历史事件，甚至可能有唐代的历史事件的影子。秦宝琦先生称它为神话，是“后人出于传会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传会工具”。
顾颉刚先生讨论孟姜女故事的流变时，说：“我们可以知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我们又可以知道，它变成的各种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单纯地随着说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随着说者的解释的要求的。我们就这件故事的意义上回看过去，又可以明了它的各种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张的各种社会。”时移势易，故事也顺应转变。天地会的故事亦如是。
但是，哪怕天地会的秘密是维系于一个历史学者所认定的假的故事，拜会却实实在在地把天地会的故事演绎了出来。参加拜会等于承认天地会的存在（天地会若不存在，就没有参加天地会的理由了）。
那么,仪式活动怎样演绎故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其一，拜会是一种仪式。仪式规定了场地布置，参与者的活动、言语、肢体动作。拜会的时候，会中之人，在祖师面前介绍新招来的成员(“新丁”),同时，他们承诺遵守天地会的规矩。仪式时有增减，多做或少做，并不奇怪。仪式既有实际动作的部分，也有抽象代表的部分。实际上，仪式的确是在具体的时空发生(在世界上的某个时间、某个角落)。但是，在抽象的层面，仪式还可以引领参与者来到幻想的地点，例如天地会在高溪的祖庙，在祖师前发誓。在仪式进行的时候，真与假、虚与实合而为一。其二，仪式的举行不一定有文本；假如有的话，文本可以(也不一定)成为仪式的根据。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天地会拜会都利用文本，我们只知道组织拜会的人(“传会人”)拿着拜会的文本，在不同的场地召集人群参与拜会仪式。拜会的仪式与文本都讲天地会的故事。通过在不同地方组织拜会，天地会的故事得到传播。同时，不管有没有组织拜会，通过文本的散播，天地会的故事也可以得到传播。
和孟姜女故事一样，天地会的故事“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但是，与孟姜女故事不一样，天地会故事的传播是个违法的行为，所以天地会的活动只能秘密举行，天地会的文献也只可以秘密流传与收藏。由于拜会的秘密性，参与过的人一方面得到“秘密”的承传，另一方面也知道拜会是个实实在在的活动，所以他可以非常肯定除了他参与过的拜会，还有其他人在其他地方也参与拜会。在拜会时，他所习得的暗语与手势在传授时的目的既然是为了秘密地与会中人相认，那么,暗语与手势本身就是还有其他会众存在的证据。日常中会众隐匿身份，但是他们都是天地会的兄弟。拜会的秘密像一条长链将参与过拜会的人群链接起来。但是，还不止于此，天地会五房的故事，把这个兄弟群体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因为拜会来自同一个源流，分支到五省，所以一处拜会的人群与另一处拜会的人群可以视为建立了房派的关系。甲传给乙、丙，乙传给丁，丙传给戊，丁与戊可能互不认识，在原则上仍算师兄弟。以五房算，天地会人众马强。但是，真的有五房吗?也不一定。没有任何资料说明五房在任何地方用任何形式举行聚会。甚至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五房之间有任何来往，传会的人也没有见过五房。拜会是实在的行为实践，天地会的五房却只是个虚构。
不错，拜会可以比拟为中国历史上的“结拜”关系。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结拜，莫过于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但是，拜会与“桃园结义”也有很大的不同。刘、关、张不只互相认识，而且在结拜仪式上，三人都在场。天地会每一次的拜会人数，可能不过是几个人到十几二十人。但是，五房故事把天地会的规模，虚拟到跨省的范围，是个庞大的虚拟架构。
虚与实之间有传会人的存在。最起码，传会人懂得天地会的黑话与手势，能指导拜会仪式的关键部分，尤其是献血和钻刀（共饮血液并在刀下钻过）。有些人还藏有天地会的文献，包括发誓的誓词与入会凭证，能够讲讲天地会的来源故事。
既然这些都是密传的资料，所以传会人一定是接受了师傅的传授。于是，每一次清政府破获天地会，犯人的供词都会包括：某某人从某地方来，在什么地方传授天地会。当然，这个人的师傅也是得到其师傅的传授。政府官员为了要毁灭天地会就会不厌其烦地追根溯源。官员的假设是既然是传授得来的资料，一定有师传的脉络。只是每次追问，严刑逼供，控犯追不到多少代的师传，因为他们也不知道。确有师传的网络，是实在的事；清政府相信这种网络涵盖甚广，是实在的事；网络难以追究彻查，也是确确实实的事。
在虚与实之间还有历史学者，与清朝官吏一样，相信天地会通过传会人的网络得以传播，所以也一样相信天地会有个“起源”。但是，历史学者与清朝官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官吏面对的是刑律与审判，不管有多少口供是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官吏的报告需要呈现清楚的犯罪证据。历史学者的证据则比犯罪证据松散，证据不足的时候历史学者还可以猜测。所以历史学者凭借对于某一种历史材料的集中解读，可以为“天地会”归纳出不同的“起源”时间。
“起源”当然也是研究华南宗族的历史常常面对的问题。族谱喜欢谈到家族、宗族的“起源”。是始迁祖吗?还是更早的始祖?是最早取得功名或封敕的祖先吗?还是需要追溯到上古得姓的起源?⑨可以一代传一代的事情一定是连贯的，怎么能没有个起源?祖先的起源肯定需要追溯到人类的起源，其他的起源却可以只是在漫长历史中所经历的具有特别意义的事件，例如，垦辟家园、金榜题名、得到封敕等。当祖先没有留下历史资料的时候，实证某一个事件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但是不能确定起源不等于起源不重要。起源是一种认同。认同了起源，成员对家族、宗族具有某种感受，它成为家族、宗族的符号、象征，甚至用以证明家族或宗族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是贵族还是士大夫，起码得是良民。起源是真实的吗?历史上家族、宗族是否确有如族谱所说的起源，其实没有感觉上的相信来得重要。也就是说，起源不需要事实，需要认同。
在天地会研究中，田海先生最强调天地会拜会仪式类似乡村地域宗教，可以强化参与者对天地会的认同。我们不反对这个观点，但是希望加以补充：实在的历史材料没有多少可以令我们看到参与拜会者的认同感。“认同”可以是个说法，也可以是种感受。说法有真有假，感受可以有深有浅。清朝查办天地会的记录没有显示参与者对天地会有很深的认同。若与乡村的地域认同感比较，乡村的地域认同感的确有在土地神前、地方庙宇中表达的部分，但是也不只是出于宗教上的信仰。地域关系关联田土的产权与开发权、用水的安排、税收的征缴、通婚的领域、防卫的组织等活动，天地会拜会不见得影响到日常生活中那么多细致的方面。从清朝破获天地会所录得的口供中可见，主要提到的入会的作用是道路上的保护，有事可以寻求援助，所以拜会提供的认同不是全面的认同，只是片面的认同。但是，即使是片面的认同，拜会还是借用了起源故事来支撑它的感受。
由此，历史学者会纠结与争论天地会起源于康熙朝，或是雍正朝，还是乾隆朝?是在福建、广东，还是四川?但是，对于天地会的拜会者而言，其实都不太重要。结拜、歃血、钻刀也不只是天地会所独有的仪式，“天地会独特的部分在于拜会是拜故事里的祖师，祖师被朝廷不明不白地追赶，分成五房，最后他们的后人还是会他日重聚，继续他们的使命。这当然是个反对朝廷的论说，所以很多人(也不一定是所有人)也明白拜天地会是犯法的，是会招致杀身之祸的行为。可见，历史学者需要解决的不是“起源”的问题，而是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明知故犯。
清政府的大吏以为答案在于有些人意图谋反，不过他们也知道大部分参与者其实没有政治目的，传会的人只是“敛钱惑众”。但是在一个虚与实之间的传播网络中，清朝官员不能排除或许真的有人想造反。其实，意图谋反的人以一种引致官府警惕的活动来招兵买马也有些奇怪。因此，历史学者或者也可以将问题反过来思考，真正等候时机造反的人，怎么会以引起官府注意的形式来保持联系?
人类社会常常就是囿于虚与实之间的种种关系。人们通过观察与感受去探求虚的关系之中有多少实，实的关系之中有多少虚。官府需要捉捕到传会人来证实传播造反言论的网络，传会人需要讲述天地会的来源故事以证实他们传会的权威，参与拜会者需要从仪式之中感受到天地会的存在。“秘密”不是一种心态。“秘密”是社会事实。说得更清楚一点：天地会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实体的团体。在嘉道年间，有人利用天地会的名义组织拜会的仪式，拜会的仪式传播天地会实体存在的讯息。
拜会仪式或许可以有助于参与者相互的团结，我们无从考究。唯独拜会仪式，不只提供了共同时空下的实体拜会的参与者之间的认同(假如有的话),而且让参与者甚至非参与者幻想到不同的时空的实体拜会的参与者之间可以互相认同。参与者主观的理解，传会者在不同的地方传会，清政府认真的调查，为天地会提供它存在的客观证据。天地会的拜会活动很成功地创造了一种矛盾：它的实体不存在，但是它引发的想象无法毁灭。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民间宗教活动往往融合了不同传统。传播天地会的人不一定没有同时传授其他神灵信仰。田海先生以为天地会也有末世教义的来源，秦宝琦先生以为田海先生提供的例子不算天地会，两者都有道理。参与拜会的人可能没有历史学者对于传统分辨得那么清晰。
研究历史的困境，是历史学者常常没有办法亲临现场、以直接的观察作为记录。历史学者往往只能通过他人的记录，凭他们/她们对时代的认识，判断历史事件的真相。天地会遗留下来的历史文件颇为驳杂：有清政府的档案、有少量官员文集的讨论、有天地会自身生产的文书、有报纸的记录，也有外国人的文字。文献驳杂与天地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很有关系。天地会的拜会，以及利用拜会召集会众团体，不只出现在中国本土，也随着华人移民海外，在海外留下痕迹。虽然最早的记录是林爽文起义后清朝政府对天地会打压的档案，但是，早在道光年间，荷兰与英国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与海峡殖民地(今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殖民政府，也发现了华人会党，其中也不乏以天地会为组织依据。再者，在中国本土，鸦片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五口通商以后，在新开的商埠和香港，外国人也发现了会党。历史学者目前可以使用的最大数量的天地会文书就是19世纪中期(大概咸丰、同治朝)在东南亚和沿海商埠收集的。当然，1850年前后在通商口岸和东南亚发现的资料，不能代表嘉庆年间江西、湖南等地的情况。追寻天地会的发展史，需要将材料对应到具体的时空理解，然后探讨跨地域的相互影响。也需要考虑经历了半个世纪后，有关天地会的消息(也包括很多谣传),也越来越普遍。所以，咸丰一朝天地会的发展就形成了关键的时间分隔点。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清朝逐渐失去了嘉道年间的威望，更没有管治租界内媒体的权力。西方的影响，尤其是从石印印刷技术的引入到报纸的发行，在光绪年间突然掀起了资讯的迅速膨胀。光绪年间，天地会的文献不再只是秘密流传的单张，而是报纸公开报道的新闻。辛亥革命前后，在革命党的宣传下，天地会的形象从一个亡命的会党转变成一个反清革命传统的前身，这一变化与报纸的公开报道不无关系。
历史轰然而过，几十年的岁月弹指一挥间。从乾隆末年到道光年间，从太平天国起义到辛亥革命成功，都是四五十年的光景。在第一个历史时段，天地会从萌芽到定型；第二个历史时段，天地会从反叛的形象转变为革命的传统，其中隐藏了天地会内部的转变与传播渠道对其形象的深刻影响。在不同时期，这些渠道既包括仪式与文本，也包括政府、移民与媒体。天地会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通过这些渠道传播的故事。当历史学者将研究的问题聚焦于历史故事的传播，历史学者就能明白当事人的处境与选择。因为，与历史学者一样，当事人也是通过这些渠道去消除他们对于事实了解的渺茫。社会学者齐美尔把秘密比喻为钱财。如同金钱一样，秘密也是在释放出来的那些时刻令存有者最能感觉到其所赋予的权力。当我们也了解一点天地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感受到一点天地会的秘密所赋予的权力呢?
本文选自《秘密社会的秘密：清代的天地会与哥老会》（贺喜 科大卫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