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6月，安徽舒城杨家店，太平军北援将领秦日纲与清军提督秦定三隔着乡野相望。此时的秦日纲，手中号称拥有数万兵马；秦定三所率部队却只有万余人。兵力悬殊，战局却没有按照人数多少发展，反而很快演成一场持续11天的硬仗。
杨家店并非决定天下归属的名城，却处在安徽腹地的交通要道。太平军若想继续北上，必须突破清军在这一带布置的防线；清军若能把援军挡住，困在天津附近的太平军北伐军便很难得到接应。双方争夺的，表面是一处村镇，背后却牵动着太平天国北伐的生死。
当时，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上，直抵天津一带。由于深入过远，后方补给难以接续，又遭僧格林沁部清军围困，北伐军逐渐陷入孤立。林凤祥、李开芳只得设法向天京求援，希望太平天国能够从南方调兵北上，撕开清军包围。
消息传回天京后，洪秀全、杨秀清迅速作出决定，命秦日纲率军北援。秦日纲当时是太平天国重要将领，受命之后不得不承担这项任务。名义上，这是一次救援孤军的远征；实际上，却是一场需要连续突破清军阻截、并且横跨大片战区的冒险行动。
有意思的是，秦日纲最初北上时，沿途清军力量分散，太平军推进颇为顺利。队伍经过凤阳等地后，不断有当地百姓加入，兵力迅速膨胀。等到抵达舒城附近，队伍已经号称五万人。
人多，并不等于能打。
这支队伍中，真正经历过广西、湖北以及江南战事的老兵只占一部分，大量新加入者缺乏严格训练，也没有在密集战斗中保持阵形的经验。平时行军时，人数众多似乎声势浩大；一旦进入苦战，军心、号令和队形便会受到严峻考验。
秦日纲面对的秦定三，也不是容易对付的将领。秦定三出身武举，曾任二等侍卫，后来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事中逐渐积累军功。他曾参与广西方向作战，并在乌兰泰战死后接掌其部，随后又与向荣等清军将领追击太平军，长期处于战场一线。
秦定三所部兵力虽少，却以旧部和久经战阵者为骨干。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的作战习惯，知道何时固守，何时突击，也明白怎样利用地形消耗对手。秦日纲带着大批新兵赶到杨家店，实际上是用一支尚未磨合的庞大队伍，撞上了一支人数不多却经验丰富的劲旅。
6月17日，两军在杨家店附近接战。关于双方具体部署，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战斗迅速扩大却是确定的事实。太平军试图凭借人数优势压迫清军，清军则依靠坚韧的营垒、火器和老兵组织抵抗。双方没有出现一击即溃的局面，而是在村落、道路和营垒之间反复争夺。
“援军就在北面，不能退！”太平军将领曾这样鼓舞士卒。
清军方面，秦定三也不断督促部下：“守住阵脚，太平军人多，却未必能久战。”
这类命令并不能改变战场规律。太平军一批批投入进攻，清军则轮番据守。战斗从白天延续到夜间，伤亡不断增加。11天鏖战下来，清军阵亡超过千人，太平军损失更为严重。对于新兵占比较高的太平军而言，真正致命的并不只是伤亡数字，而是连续苦战带来的恐慌。
战场上的军心有一个特点：顺风时，人多便是声势；逆风时，人多反而可能成为混乱的来源。前线一旦出现缺口，后方士卒看见败退者，往往会误以为全军已经失利。号令传递稍有迟滞，撤退便可能迅速变成溃散。
第11天下午，秦定三判断太平军攻势已经疲弱，亲自率部发起反击。主帅冲在前面，对久战疲惫的清军来说，无疑是一种强烈刺激。清军士卒随之压上，原本勉强维持的太平军阵线开始松动。
秦日纲试图稳住局面，甚至亲自斩杀退兵，但个人勇猛无法弥补部队整体失序。新兵率先后撤，退路很快被拥挤的人群堵塞，部分部队相互冲撞。秦日纲只能随军撤离，杨家店之战遂以太平军败退告终。
这场败退的代价极大。秦日纲从舒城一路退向安庆，原本号称五万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万余人能够继续作战。数字或有夸张成分，却足以说明损失之重。更严重的是，太平天国在安徽方向的北援力量遭到重创，再也无力组织同等规模的援军。
抵达安庆后，秦日纲向杨秀清报告，称北路清军众多，兵力不足，难以继续北进。杨秀清并非不知战局艰难，但这场失败也暴露出调兵决策和军队训练上的问题。秦日纲最终被降爵为顶天侯，留在安庆戴罪立功。
杨家店一战没有挽救天津附近的北伐军，却清楚暴露了太平天国北伐失败的深层原因：远征距离过长，后方支援迟缓，临时扩充的兵力缺乏训练，指挥层又高估了人数带来的优势。对秦日纲而言，这是一次败仗；对太平天国而言，则是北伐战略彻底失去回旋余地的重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