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院那几年，乔安娜·坎农（Joanna Cannon）和同学在昏暗的阶梯教室里待了无数个小时，试图弄懂一具身体能出故障的种种方式。从细胞层面的缺陷，到成千上万种疾病的症状，它们像埋伏在暗处，随时准备开战。有些时刻，她甚至觉得人类能活下来本身就是奇迹。
工作坊里，她们对着塑料假人演练抢救，缝合橙子练习打结。那些漫长的年份里，她们把知识硬塞进疲惫的大脑，学会了身体可能以哪些方式走向终点，学会了怎么阻止，也学会了在阻止不了时，如何把消息告诉病人。
但真正认识死亡，是在毕业之后。
2010年8月，她戴着崭新的听诊器走进病房，心里一半是骄傲，一半是恐惧。二十分钟后，别在衣领上的传呼机响了，她接到了作为初级医生的第一份工作：去七号病房，确认一位病人的死亡。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受过训练，在工作坊里成功确认过一位假病人的死亡——那位假病人随后还下床吃了个奶酪酸黄瓜三明治。她答过好几道相关的考题，头都没回一下。应该没问题。
病人躺在侧间里。走进去时，她最先注意到的是空气有多静。门外，整层病房照常运转；她站的地方，世界像被按下了暂停。四周是一次漫长住院留下的痕迹：一摞旧杂志和报纸，床后墙上贴着康复贺卡，揉皱的纸巾，还有早已被遗忘的茶杯。她试着不去看这些，专心做那件被训练过的事。
那是一位年老的女士，一头紧卷的灰发，脸上写满衰老和疲倦。她的死亡安静而可预期，但她的双手紧紧抓着床单，像是试图抓住这个世界，像是想起了什么忘了做的事，需要留下来。
她检查了该检查的一切。用笔灯照进那双浑浊的眼睛，把崭新的听诊器按在胸口，听有没有呼吸的动静。她一丝不苟地记录在病历上，然后在那间静止的房间里站了一会儿。立刻转身离开让她觉得不对，总该以某种方式承认她的离去。就在这时，她注意到床边的书。一本平装本，书页深处夹着一枚书签。
“她再也不会知道故事的结局了。”她想。
离开那间房很久之后，她的心思还一次次回到那枚书签上。从那以后，每一个班次，她都收集到越来越多这样的小记忆。她管它们叫自己的“柯达时刻”，攒得太多，每天像拖着一只沉重的行李箱。
要学死亡这件事，急诊科给的机会最丰富。一个暴风雨的夜晚，雨点砸在屋顶上，一位年老的女士心脏骤停后被送来。她叫埃尔茜，双开门被撞开，她躺在推车上被推进来。那天晚上，埃尔茜和丈夫在看电视，丈夫去端当晚最后一杯茶回来时，发现她已经在椅子上失去意识。他在复苏室外的走廊里等着，而埃尔茜疲惫的身体已经受够了这个世界，最终医生宣布了死亡时间。埃尔茜不是她的病人，在医生把消息告诉她丈夫之前，她就离开了复苏室，但在赶去下一个任务的路上，她与那位丈夫擦肩而过。又一个柯达时刻。因为搭在他手臂上的，是一件深蓝色的雨衣，被暴风雨打湿、起了皱，正等着被穿上。
在急诊科，死亡显得那么不可能。这些人的一天，开始时和任何一天没有两样。车祸、心梗、倒下。没有人会想到自己会躺在拉帘的隔间里，向医生解释自己，而双方都在琢磨，一个平常的日子怎么变得如此不平常。
伊丽莎白被收治时，她正在护士站写病历。那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女性，脉搏飞快，胸口发紧，还有一种“非常糟糕的事要发生”的感觉——医生们称之为濒死感。因为她年轻，其他方面健康状况良好，她的症状被归为“只是焦虑”（即便是现在，人们还是喜欢在任何心理健康问题前面加一个“只是”），她被安排进了轻症区的隔间。两名医学生发现了这个潜在的“学习机会”，跟着进去，拉上了帘子。不到五分钟，帘子被猛地拉开，其中一名医学生惊慌地冲出了急诊科。另一名用出奇平静的声音问，能不能“来个人帮帮忙”，因为伊丽莎白已经不说话了，从椅子上滑到地上，心脏骤停。
恰好一位顾问级心脏科医生就在隔壁隔间，几秒钟内，抢救团队就围到了病人身边。想看效率的定义，抢救呼叫是个绝佳的起点。在心脏科医生的监督下，他们把药物和电流送进伊丽莎白的身体，几分钟内就把她救了回来。这是个奇迹，就在她眼前。她以为所有抢救呼叫都会是这样（并不是）。病人甚至试图站起来（躺下，伊丽莎白！顾问的声音在急诊科里回荡）。伊丽莎白最终被送往冠脉监护病房，心脏科医生转向他的观众说：“好吧，关于濒死感，她说对了。”心脏科医生的时机感无可挑剔。
剩下的班次里，她一直观察他，隔着急诊科看他继续自己的一天。她想问他，和上帝争论是什么感觉，在急诊科的地板上行一个奇迹是什么滋味。但她把这些疑问留在心里。她做初级医生还没多久，却已经明白，医生的工作是采集病史、开X光单、插套管。医生的工作不包括谈论感受（至少要到精神科病房那个避难所才行）。于是她又收集了一个柯达时刻，又一个她学到的关于死亡的事。
十年后，离开那些病房很久了，她仍然随身带着这些时刻。它们是小小的便利贴，每当自己被琐碎的烦恼压得喘不过气，就抽出一张来看。那是早已离世的病人留下的遗产，至今仍给她安慰和视角。因为作为医生，她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走到死亡面前，你永远不会理解它。死亡的真正含义藏在书签和雨衣里，不在教科书和阶梯教室里。你可能精通解剖学、生理学和药理学的语言，但只有当你意识到，对一个临终病人，有时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是停止试图修复一切，只是坐下来听——那时你才会成为一个好医生。
有些东西，是教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