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陕西一个普通村庄里，韩胜利拿到了西安石油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韩培印特意换了件干净衣服，带着儿子进县城照相。对一个常年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来说，家里出了大学生，既是喜事，也是突然压到肩头的一副重担。
韩培印没有稳定工作，家中主要靠几亩地维持生活。儿子考上大学后，他很快算出一笔账：每学期学费六千元，四年下来，光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不用说生活费、书本费和往返路费。
韩胜利看出了父亲的难处，曾提出：“要不我不读了，出去打工。”韩培印没有答应，只说：“你既然考上了，就得把书念完。”话说得不长，却意味着家里要付出多年积蓄，甚至要向亲友借钱。
为了凑出第一笔学费，家里的黄牛被卖掉了。那头牛干了多年农活，在农村家庭里不只是牲口，也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卖牛之后，韩培印跟着儿子来到西安，在学校附近的工地干活，白天挣工钱，晚上住在简陋的工棚里。
父亲每月收入大约六百元。他把其中一部分寄回老家，留作下一学年的学费，再拿出两百元给儿子当饭费，自己只留下很少的钱。数字看起来清楚，日子却过得紧巴。两百元要应付一个月的吃饭，韩胜利很快便感到捉襟见肘。
他不愿再向家里伸手。没有课程的时候，就去校园里捡空矿泉水瓶，篮球场、垃圾箱旁，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别人打完球离开，他盯着地上的瓶子，担心被清洁人员先收走。室友知道他的情况，便把喝完的饮料瓶留给他，也将不穿的旧衣服送给他。
这段经历并不体面，却真实反映出当时一些农村大学生的窘境。贫困并不只意味着少吃几顿饭，还会影响一个人的表达、交往和选择。韩胜利把每一笔花销都记在心里，能省就省，能自己解决的事，尽量不让父亲知道。
有一次，他需要一百多元资料费，只好向父亲开口。韩培印身上没有足够的钱，便去找工友借款。他平时借钱都会记在小本子上，挣到钱便归还，可借的次数多了，工友也有了压力。有人装睡躲开，有人拿出十几元相助。韩培印接过钱，逐笔写下，生怕欠下的人情没有着落。
那个小本子除了记账，还写着几句鼓励儿子的话。见到韩胜利时，他会念给儿子听，让儿子安心读书。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父亲，未必懂得大学教育的全部意义，却清楚读书是儿子改变生活的一条路。
2006年，韩胜利临近毕业。学校里的知识即将变成求职简历，可现实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想象展开。他骑着自行车赶招聘会，发现与专业相近的岗位并不多，许多工作开出的工资只有五六百元。第一天，他甚至没有投出一份简历。
问题不全在学历。韩胜利性格内向，不善于介绍自己，也不习惯主动争取机会。四年大学生活让他获得了文凭，却没有立刻改变他的家庭环境、处世方式和心理状态。文凭能打开一扇门，但能否走进去，还要看表达能力、信息渠道和现实机会。
韩培印对此难以接受。他拿出多年借款的账本，算出儿子读大学总共花了七万元，自己已经偿还了四万元，仍有三万元欠款。过去，他逢人便说儿子毕业后肯定能挣大钱，如今亲戚问起工作，他反而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他对儿子说：“你妹妹因为没钱，只读到初中就去打工了，现在挣得还比你多。”这句话刺耳，却不是简单的责骂，而是一个农民按收入计算教育回报时最直接的困惑。对他来说，四年投入必须看见结果，家庭债务也不允许他只谈理想。
韩胜利后来找到青海一家公司，做户外安装电缆的工作，月收入六百多元，包吃包住。工资并不高，却至少不用再向家里要生活费。资料中还提到，他后来在西安买房成家，妻子从事护理工作，生活逐渐稳定。不过，那份大学毕业时的窘迫，仍然说明一个问题：教育能够增加选择，却无法保证每个人一毕业就获得高收入。
当年许多人把读大学直接等同于摆脱贫困，韩培印也抱着这样的期待。可教育带来的变化往往较慢，家庭债务却是立刻出现的。知识、学历和收入之间，并不是一条笔直的线，中间还隔着专业需求、就业环境、个人能力以及家庭能够等待多久。
韩培印的做法有压力，也有局限，但他卖掉黄牛、外出打工、四处借钱供儿子读书，并非为了培养一个体面的谈资，而是把一个普通家庭能拿出的东西几乎都押了上去。韩胜利的沉默和窘迫，也不该被简单归结为“读书无用”。那七万元买来的不仅是一纸文凭，还包括一次走出原有生活半径的机会，只是这份机会，起初并没有立刻换成父亲盼望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