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小时候总和你玩在一起的朋友吗？
你们曾在老家一起玩耍，偶尔闯祸，再一起挨大人的责骂。夏日的午后那么漫长，仿佛永远不会走到分岔路口，也还不知道，长大以后，彼此会过上多么不同的生活。
成年后，你们渐渐只在春节打个照面，其他便是婚礼或葬礼。每次听到对方的消息，往往是社会坐标系的重大变化：毕业、工作、结婚……人生大节点下或喜或悲的细节，不再能像当年一样共同经历。
在《逃走的人》作者李颖迪的记忆里，总不断想起童年一起游戏时，堂姐掉进去的那个池塘，积满淤泥、水草，一派黑色面目，仿佛会将生活里所有明亮的快乐的事物一起吸进去。成年后，两人走上各自命运的铁轨，李颖迪却一直关注着堂姐的生活，写下关于她的故事碎片。
在离开多年后，李颖迪重新回望，写下首部自传体作品——《空地》。这是一部真正属于Z世代的作品，她写下记忆中的故乡和亲人，也讲述千禧年后一代人共同的迁徙、狂飙与失落。
在《幸存者》这篇文章中，李颖迪用冷静的目光，看见同一代人的四个姐妹的命运。她们幸运地迁向城市，或无奈地停留在农村，有人延续着上一代的生活经验，有人陷入到自我的迷茫中。在她细腻的文学笔触中，我们看见命运在同代的女孩们身上刻下的痕迹，她们各自背负着尚未被处理的痛苦，却仍在努力迈出那个遍布淤泥的池塘。
无法逃离的过去总在隐隐呼唤，直到我们终于正视它的面目，完成告别，也更理解彼此。正如作家辽京评价：“读《空地》仿佛在薄雾中前行，不知不觉中靠近每个人。”
以下文章节选自《空地》，让我们再一次靠近家族中另一个“可能的自己”。
掉进池塘前，李甜骑着一辆银色的自行车，车铃铛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她左手扶车把，右手高高举起，向远处的我们打招呼。她笑得很高兴。我很少见她笑得那么高兴，尤其是去东莞打工后，她就不太笑了。
我和李甜见得不多，往常只在春节打个照面。长沙妹妹，李甜这么叫我，是说我从城里来，这是客套话，也暗示我们之间存在着那条隐约的界线。我伯父家有三个孩子，李甜最大，再是二堂姐，最后是堂哥，他们一直留在村里和奶奶生活。在二堂姐和堂哥的中间还出现过一个女儿，出生不久就被送走了。
我爸爸的故乡，那个遥远的村子，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通路，回去首先要坐小巴。那年春节，我们就是坐上了那样晃晃荡荡的小巴，空气沉闷，座位散发着不知积累了多少年的烟味和汗味。下车后，妈妈往往会蹲在路边干呕。离开国道，我们走过一片冬茅草。冬茅细长，密密缝在一起，像夏天的凉席。那种草的叶子边缘锋利，能把手指割破，经过时总要很小心。穿过冬茅，才会看见那条从山的那头蜿蜒而来的旧铁路。铁路早就废弃了，不再飘荡着汽笛的声音。我爸妈走在前面，拎着螺旋状的鞭炮、米糊、香精味的麦片。他们的脚在铁轨的碎石里发出沙沙响声，我在后面，跟着那串沙沙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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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甜来村口接我们。她好像没长个，样子也没变。细长的单眼皮，鼻子宽厚，脸上多了些雀斑。二姐已经在堂屋了，手上拿着一根长棍。她快速转起那根长棍，形成一个模糊的圆形，发出咿咿呀呀的喊声。
你相信车联网吗？这才是未来的方向，二姐说。人们说那是传销，但她不信。
李甜是另一种人。如果命运就像那条往前延伸去的铁轨，她只是接受它，然后走上去。她是长姐，更像一个沉默的母亲。伯母死得早。一家人吃完饭，总是她先站起来收拾桌子，挑来井里的凉水，捧着盆碗坐在门口擦洗，双手泡得发胀。她按部就班读了村小，去镇上读初中，每天走两小时山路上学，放学再花两小时走回来，也从来没相信过什么车联网和暴富的梦。晚上回到家，她割红薯叶，扯猪草，把红薯、剩饭剩菜煮成一大锅烂潲，挑到山上的猪圈，听到猪吃饱的哼哼声才挑着担子走回来。到了收烟叶的日子，她帮奶奶割下烟叶，捆成束状，等着热气将叶子熏黄。
晚上，我们爬上木梯，睡在二层，没有窗户，白日也不见光亮，悬空的木地板随着人的步伐轻微晃动，落下细小的尘埃。角落用柴禾垫了一层，铺上稻草和棉花，简单作床。我睡在李甜身边，盖着有些潮的被子，还能闻到隔壁仓房里发酵的红薯味。
第二天是新春，午后，太阳昏黄。村里响起一阵阵鞭炮声，尖锐，剧烈，让人耳膜发紧。我在家的时候二姐总是早早出去。她很早学会了抽烟，画眼影，身上具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气息。二姐不喜欢我，我知道，一是我向她指出过车联网就是传销和骗局，二是她恨自己的爸爸没有出息，不能像我的爸爸一样带着我离开这里，去那崭新洁净的城市里生活，在好学校里穿着整齐的校服，唱着校歌，好像未来顺畅无阻，没有忧虑。相比起来，李甜对我很客气，有时显得过于客气了。等我下楼，家里只剩下李甜了。她嫌鞭炮吵，起身关门，将背后的木栓扣好。坐回来后，她漫不经心地伸出双手，烤着火。我也没事干，蹲在地炉旁。屋里很暖和，地上的蜂窝煤烧得通红。
长沙好不好玩？她也许是担心冷落我，想找点话说。
一般般，我说，学校里只有作业，没有周末。
你们确实压力大，李甜点点头。她抓来一把瓜子开始嗑，瓜子皮聚成一座小山。
那学校外面呢？长沙那么大，总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吧。
我拿不准该说些什么，只好讲起离我自己也很遥远的事情，比如长沙贺龙体育馆附近的摩天轮。那座摩天轮，好像走到哪里都能看见它，在学校，在楼顶，在街道，那样一个或大或小的圆形，缓缓上升，慢慢下沉，就像没有尽头。
不知道谁才能坐在上面，我说。
下次也想去长沙看看，她说，离吃饭还早，我带你去村子里玩。
回村时，李甜带我走向另一条路。我们还是穿过了弯弯曲曲的红薯田，快到村子时，我忽然闻见一阵恶臭。李甜说那是一个没人要的池塘，曾经有人在里面养鲫鱼鲤鱼，后来赔了本，就废弃了。现在池塘成了村子的垃圾场，人们拎来家里的垃圾，倒下层层的鞭炮灰，烧干的蜂窝煤碎屑，沾着血块的卫生巾，爆过的鱼雷管，一些连猪都不愿吃的烂萝卜白菜红薯叶、田里割下的无用的稻草，还有被烫死的老鼠尸体、死掉的鱼苗。这些东西一起在池底发酵，连带着原有的淤泥、水草，整个池塘呈现出一派黑色的面目，仿佛能将生活里所有明亮的快乐的事物一同吸进来。
我们走在池塘边，捂住鼻子，小心越过去。李甜张开一侧手，护住我。千万别掉下去，她说。
记忆里的那座房子很长一段时间都与贫穷联系在一起。湖南冬天阴冷潮湿，房子里没有厕所，角落放着一只木桶。村子里的井水有去不掉的锈味，哪怕在沸腾过后，水壶和水杯里仍漂浮着一层白色的水渍。三岁的时候我坐在板凳上，奶奶没有抱紧我，我头朝地摔了下去，磕在板凳角，一片红色模糊了我的眼睛。后来我去缝了好几针，额头永远留下疤痕。妈妈后来每次讲起这件事时都不相信我对此真的有记忆。可我的确记得那片红色的血光。
我总是不情愿跟着爸爸和妈妈回到这里。妈妈的故乡有陈焰，他能带着我去山里玩。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热闹的赶集，山也光秃秃的。李甜叫我长沙妹妹时，我想，可我不是真正的城里人。同学们过年都留在长沙，没人还要去外地。我不会说长沙话，过了很多年后才听得懂，后来更是把这一切都忘了。爸爸有这边的语言，妈妈有那边的语言。他们两人能混杂着用双方的语言交流，但好像从没试图教我那两种方言该怎么说。这也许意味着，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真正进入那个他们感到陌生且无法融入的城市。到了后来，我既不会说妈妈的语言，也不会说爸爸的语言，还不会说长沙话。我的疏离让我成为一个只会说普通话的局外人。那么，我的故乡，究竟在哪里呢？
播《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大人在调笑、打牌、喝酒、吐瓜子皮，我就会躲到堂屋背后的柴房。风从墙缝吹进来，呜呜作响。角落里堆着从山上砍来的柴火，我抚摸着粗糙的树皮，它们已经干枯、衰老，失去了植物的气味。我抽出一根树枝，划过砖墙，在上面写没有意义的词语：春节、妈妈、我是谁？红色的粉末一点点落下来。
外公离世、爷爷离世，家族的根基轰然倒塌。新春时分我的亲人不再相聚。父母离婚后，我更是不需要回到他们的村子了。我去了很多地方，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会用相机拍下一些什么，雪地的脚印，山峦的影子，夜晚海面上红色的月亮，我通过拍下它们进而想要占有它们。我相信我离家越来越远了。二姐出去打工了，初中没有读完，十五岁生了第一个孩子，十八岁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没跟那些男人领证，也没有带回彩礼，奶奶说起此事时总是一副怨恨的神情。还有一些模糊的消息，比如伯叔出轨了，妻子要拿刀去砍他；哪个侄子在青春期抽烟，逃课，偷穿女人的衣服。我听过这些消息，很快就忘了。
这些人里我多少还在留意的只有李甜了。
我总是会想象，想象着她第一次外出打工，坐巴士离开县城的那天，她在路边等车，车还没来，她张望着，看到远处的山。老家的山常常一半黄一半黑，黑的那面，干枯的树枝残骸覆盖着厚厚的灰，那是无缘无故的山火，从干燥的冬茅身上燃起，烧过蕨丛，火苗爬到细叶臭椿、杉树和马尾松身上，绵延无尽。她到了东莞，站在电子厂前，看着方形的水泥建筑像蚕茧一样将里头的人封得严严实实。我想着她手中的遥控玩具车，想着她拿着焊锡枪，火从山上来到她的手心。第一次生下女儿，她还没十八岁，肚子落了刀口，夜里孩子发出尖锐的哭声，她断断续续地睡，掏出乳房，填满婴儿永不知足的嘴，而年迈的女人总是用一双灰白浑浊的眼睛盯着她，像是在嘲弄她，鄙夷她。
我说不清楚，在想象她的生活时，那种不安来自于何处。
我仍然会梦见那个池塘。
电视机柜旁放着旧照。我上前翻，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十来岁的模样，齐刘海，及肩短发，她站在一条小河旁边，面对镜头笑着。我觉得这脸有些陌生，又觉得有些像李甜，再细看觉得也像我。李甜看我翻照片，说那是她的二妹——那个出生后被送给东莞村民的三堂姐。前几天，奶奶联系上中间人，想打听现状，说这位堂姐与养父养母一家已经移居香港。
| 电影《女孩》剧照
最开始一点也不付出，现在想着去认人家，凭什么呢？我妈妈在一旁说。
是啊，我们这个家，又有什么值得她认的？李甜说。她掀起衣服，露出乳房。孩子喝着奶。
被送走的三堂姐，在香港生活的三堂姐。她应该学会粤语了吧。港岛的日夜，咸腥的海风，维多利亚港波光粼粼。香港，这座城市总是令人联想起一种更好的生活，不是吗？她会知道遥远的湖南那里有一个家族吗？高高的石头山，污浊的泥潭，这里的女孩未成年就会生下小孩。他们送走了她。她会为此遗憾，还是为此庆幸？命运为她做出抉择让她远离了这里。那么李甜呢，她会希望自己才是那个被抛弃的幸存者吗？
妈妈喊我去收拾东西。我们只是回来一下午。
李甜喊上丈夫，让他开车送我们去高铁站。我们坐上车，狭小的车里塞了六个人。小女孩一直站着，想伸手从窗外摘树枝，被李甜打回了手。车子启动，往山下开去。冬茅草划过车窗，发出和记忆中那样相似的嚓嚓声。就在这时，我看见了那口池塘所在的地方，如今却是一块光秃的平地，也许是被填平了，四周没有田，没有树，荒草丛生。我有些疑心它是否真正存在过。
你还记得我害你掉进池塘那次吗？下午和李甜往村子走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件事。
她摇头，什么事？
我还记得她从池塘里爬出来时的那张脸——挂着淤泥，水草，鞭炮灰，流着黑色的泪水。身上也是，到处都是，脏水顺着棉袄的衣袖蜿蜒滴下。她在池边吐，吐完就哭着跑回家了。我呆在原地，不知该怎么做，就一路往山后跑，躲到稻草垛里，蜷缩起来。我躲了一下午，闻着新稻草的气息，直到天逐渐暗了，家人喊我的名字，我醒了，才钻出草垛。没丢就好，回到家，奶奶扑了扑我身上的灰。再见到李甜，她已洗干净身体，披着毛巾，在堂屋的火炉旁烤着头发。没关系的，是她先开口，不怪你，是我自己不小心。对不起，我说，没想到最后会这样。我没有说的是，后来，我经常会梦到掉进那片池塘的是我，污水灌进喉咙，从鼻孔和嘴里流下来。
就是那次春节，你骑着自行车，本来正高兴，骑的还是辆新车，你和我们招手，可我冲到了路中间，想逗你玩，你怕撞到我，就猛地往旁边掉头，没有刹住车，连人带车一起掉进了池塘。
哦，那件事。李甜想起来，还是像当时那样对我笑。没关系，都是小时候的事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