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延安杨家岭，任弼时面对堆积如山的文件和往来混乱的公文，着手整顿中央机关的日常秩序。这个看似琐碎的工作，后来却成为党政机关制度化建设的重要起点。
许多人提到任弼时，往往先想到“五大书记”之一、红军重要领导人，却容易忽略他的另一面：善于把原则变成制度，把分歧化为共识，把一支陷入困境的队伍重新组织起来。
他的历史贡献，并不只体现在战场上。
1934年8月，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率领红六军团进入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师。红三军当时经历了严重挫折，部队数量减少，干部损失较大，内部情绪也十分低落。
问题不只是军事上的。
任弼时深入了解情况后，主持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听取干部和战士的意见，并与萧克、王震等联名向中央报告实际状况。他没有回避矛盾，而是明确提出调整领导关系、纠正错误做法的建议。
这一步，分量很重。
中央随后同意有关调整，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二、红六军团由此开始摆脱长期积累的困难，重新形成统一而有力的领导。
任弼时还注意到两个军团各有所长。红二军团物资相对充足，却缺少干部；红六军团干部力量较强，物资条件却较紧张。他提出互相支援：前者补充物资，后者充实干部。
这不是简单的调配，而是一次组织整合。
经过调整，两个军团的联系更加紧密，部队的政治状态和作战能力明显改善。此后，红二、红六军团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在长征中保存和发展了有生力量，成为红军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弼时的第二个贡献，发生在红军内部面临重大分歧之时。
1936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此前，红军内部已经出现北上与南下的路线争论，部分干部对事情原委并不清楚，队伍之间也存在误解。
任弼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设法取得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文件，随后同朱德、刘伯承以及红四方面军的有关同志反复交谈。他要做的，是让事实重新回到讨论中心，避免错误信息继续扩大影响。
有人提出召开干部联席会议，试图先在政治上形成一致。任弼时却提出质疑：“会议由谁主持？分歧由谁裁定？如果出现多数压少数的局面，后果由谁承担？”
几句话，击中了关键。
他反对用简单表决处理重大原则问题，主张通过扩大会议和集体领导解决争议。同时，他没有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视为对立面，而是耐心谈话，逐步解释中央决定的来龙去脉。
有意思的是，任弼时在北上途中曾留在四方面军总部，与朱德等人共同做团结工作。他并未只顾本部队伍，而是把红军整体的统一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在他的推动下，红军各部逐渐消除隔阂。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任弼时在其中所做的工作，既有原则性，也有相当强的耐心和技巧。
到达陕北后，他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任弼时曾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后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回到延安，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负责大量日常事务。
当时的延安，机关分散，文件收发和部门协作并不统一。任弼时推动成立中央办公厅，并逐步建立行政、秘书、值班、收发和请示报告等制度。李富春负责许多具体落实，中央机关由此开始走向规范化。
制度一旦建立，效率便随之改变。
过去一些事情存在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各部门之间也容易各自为政。任弼时要求明确职责、限定流程、加强检查，使中央机关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工作秩序。这个贡献不如战役显眼，却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系统能否高效运转。
他还参与和主持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七大原计划较早召开，但受抗日战争局势、皖南事变等因素影响，会议时间一再推迟。即便如此，代表资格审查、文件准备、组织协调等工作并未停下。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会议能够顺利举行，离不开长期而细密的准备。任弼时承担的，正是大量不显山露水、却不能出差错的基础工作。
遗憾的是，长期高强度工作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45年后，他被查出高血压和脑血管硬化，身体状况已经相当危险。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后，任弼时仍坚持留在陕北工作。
他曾把自己比作“骆驼”，意思很朴素：能负重，能忍耐，能在艰苦道路上持续前行。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在北京逝世，年仅46岁。毛泽东为他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