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南京以西的战局仍在变化，第二野战军的番号开始进入军政视野。由中原野战军改编而来的这支部队，下辖三个兵团、九个主力军，后来承担了解放西南、进军边疆等重要任务。
九个军的军长分别是杜义德、曾绍山、王近山、周希汉、李成芳、秦基伟、尹先炳、王秉璋和张国华。论战功，他们各有亮点；论建国后的仕途，也各有起伏。真正引人注意的是，第十二军麾下两位师长，后来都走到了军长王近山难以企及的位置。
第十二军并非普通部队。它的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长期活跃在豫皖苏、淮海等战场。王近山作战果断，敢打硬仗，部队中流传着“王疯子”的称呼。这样的军长，麾下自然不乏能征善战的干部。
第十二军下辖第三十四师、第三十五师，师长分别是尤太忠和李德生。两人都出身基层，都是从战斗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王近山曾对身边人说：“这两个人，放到哪里都能挑起担子。”这句话未必有完整史料依据，但他们后来的经历，确实印证了部队对其能力的判断。
尤太忠在解放战争中担任重要指挥职务，进军西南后继续带兵。抗美援朝期间，第十二军入朝作战，他随部队经受了严峻考验。战争结束后，尤太忠进入高级军事学院学习，这段经历对他的军事视野影响很大。
有意思的是，尤太忠并没有停留在一个野战军师长的位置上。完成学习后，他先后担任第二十七军副军长、军长，之后又进入大军区领导岗位，历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
这条道路很能说明问题。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功，只是干部成长的起点；能否适应正规化建设，能否处理大兵团训练、国防建设和军区统筹，决定了一个将领能走多远。尤太忠后来担任多个大军区主官，已经超出了普通军长的发展范围。
李德生的经历更具转折意味。抗美援朝期间，第十二军参加上甘岭战役，他曾率部投入战斗。上甘岭不是一场简单的阵地争夺，兵力调配、火力组织和坚守意志都受到极大考验。李德生在这场战役中表现突出，逐渐受到更高层面的关注。
回国后，他没有只沿着野战部队的老路前进，而是承担了地方和军队建设方面的工作。对一名长期在前线带兵的将领来说，这种岗位变化并不轻松。战场上看的是冲锋和决断，和平时期还要面对训练、管理、协同等一整套新课题。
李德生后来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并在特殊年代进入中央领导层，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样的职务变化，在第二野战军九位军长及其麾下师长中都十分少见。单论建国后的政治和军事职务，他确实超过了昔日军长王近山。
王近山本人的结局，则带有明显的个人因素。建国后，他曾任重要军事职务，也参加过军队建设，但因为婚姻和生活问题受到组织处理，职务和军衔都受到影响。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此后长期未能回到早年的位置。
需要说明的是，不能简单把这种差距归结为能力高低。王近山在战争年代的指挥才能毋庸置疑，尤太忠和李德生的上升，也与岗位需要、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军队干部的任用，从来不只看一场战役的表现。
1955年授衔时，王近山是中将。到了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尤太忠、李德生均被授予上将军衔。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师长；多年之后，原来的师长反而在职务和军衔上超过了原来的军长，这正是这段军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若只问“哪位师长发展得更好”，李德生的职务高度更突出，尤太忠的军区主官经历同样分量极重。两人都曾是第十二军的师长，也都从王近山麾下走出，后来分别成为上将。师长与军长之间的名次，最终被几十年的军政历练重新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