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人民解放军首次大规模授予军衔。名单公布后，一个现象很容易引起疑问：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纵队司令的人，后来并没有全部成为高级将领。
按相关统计，除去转入地方工作的人员，53位纵队司令中，有2人获授大将，19人获授上将，23人获授中将，另有6人是少将。这个结果看似反差很大，实则说明军衔评定看的是完整履历，而不是某一阶段的职务高低。
纵队司令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等级。解放战争中，部队番号多次调整，纵队规模、任务和作战地位也各不相同。有的纵队长期承担主攻任务，有的负责地方作战，还有的属于炮兵、骑兵、铁道等专业部队。相同的职务名称，背后的分量并不完全一样。
何以祥就是典型例子。他在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担任过司令员，部队也参加过多次重要战事。可是，长期作战留下的伤病，对他的后续任职影响明显。1948年初，他因身体原因到后方休养，华东野战军随后经历了豫东、济南、淮海等战役，他没有继续以野战纵队主官身份参加这些关键行动。
归队之后，何以祥主要担任兵团参谋长、军区参谋长等职务。参谋岗位同样重要，却不同于直接统率主力部队。再加上他1930年才参加红军，和许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担任重要职务的将领相比，资历并不占优势。多种因素叠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锐霆的经历又有所不同。1941年4月，他率部起义，随后进入新四军系统，先后在淮北地区和抗大分校任职。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后来负责华东军区炮兵建设。
陈锐霆是军队技术兵种建设的重要人物，但他的革命履历有一个客观特点：正式进入人民军队的时间较晚。炮兵、工兵、装甲兵等专业部队，在战争中作用很大，却不能简单拿歼敌数量与步兵主力相比。授衔时需要综合考虑历史资历、部队性质、任职时间和全军平衡，陈锐霆最终被授予少将，并不等于否定其贡献。
贺晋年的情况更为复杂。他出身陕北红军，解放战争中先后担任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骑兵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后来又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四十八军军长，参加过辽沈、平津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贺晋年还担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并负责防空、装甲兵等工作。按照1952年军队评级，他属于副兵团级干部，这一层级多数人在1955年获得上将或中将军衔。
但在高岗问题处理过程中，贺晋年受到审查，个人政治处境发生变化。军衔评定不只依据战场职务，还要结合当时的组织审查和干部安排。这个因素，对他的授衔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
钟伟的军事生涯，则带有明显的起伏色彩。他红军时期曾担任红十二团政委，后来因工作和指挥方面的问题受到职务调整。长征期间，他担任过红四师政治部宣传科长，之后又逐步恢复并提升职务。
解放战争中，钟伟在东北战场表现突出，担任过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后来成为第四十九军军长。不过，1949年3月的青树坪战役中，第四十九军遭到较大损失，这场失利成为其履历中难以回避的一笔。
更重要的是，他是由师长较快升任纵队司令，资历连续性不如一些长期担任主力部队高级指挥员的将领。个人性格强、工作中曾多次与上级意见不合，也使其在综合评定时缺少优势。战争年代的突出表现，未能完全抵消履历中的曲折。
苏进的经历，体现了专业部队将领授衔中的另一种情况。他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资历并不算晚，解放战争期间长期负责铁道、炮兵和特种兵部队，担任过炮兵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副司令员等职。
这些岗位事关部队机动、火力支援和战场保障，不能简单视为后方工作。但专业兵种的指挥员，直接率领大兵团连续作战的机会相对较少，个人战功呈现方式也与步兵纵队司令不同。加上早期职务和战绩不够突出，在有限的中将名额中竞争不足，苏进被授予少将。
邱蔚的主要问题，在于资历和战绩的综合分量。他1929年冬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并非没有经历，但与一批从红军早期便担任高级职务的将领相比，积累仍显不足。
解放战争中，邱蔚担任过晋察冀军区第十旅旅长、华北军区第八纵队司令员，后来又任第六十五军军长。这些职务已经很高，可部队承担的作战任务、战役影响和整体战果，与一些长期担任头等主力的纵队相比，仍存在差距。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反映的是综合排序，而不是某一次任职的高低。
军衔不是战场职务的简单翻版。授衔工作既要看指挥过什么部队，也要看参加革命的时间、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础、解放战争中的战绩、1952年的级别，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实际岗位。六位纵队司令后来成为少将，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