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城池6000年
吴歌
很久以来，无锡人的普遍认知里，无锡有着3200多年的历史，始于泰伯奔吴，落脚于梅里，从者千余家，筑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这段史实，载于《吴越春秋》，记于历代方志，刻在无锡人的集体记忆里。梅里平墟上的那座土城，开启了吴国600年基业，也奠定了无锡作为吴文化发源地的历史地位。
但是，黄土下埋藏的隐秘，经常比史书记载的更为久远。
2025年9月，锡北斗山，秋阳斜照在层层叠叠的考古探方上，黄泥坝河的水声穿过6000年时光隧道，与考古队员的发掘遥相应和。随后，考古报告正式发布，一座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史前城址赫然现世——内外两重城墙，三道环壕，内城7.5万平方米，外城逾12.5万平方米，碳十四测年直指距今6000年前后。这是长江下游发现的最早史前城址，亦是中国最早史前城址之一。它将无锡建城史向前推进了近3000年。
斗山遗址坐落在斗山南麓缓坡之上，东北倚横山，南濒黄泥坝河，北高南低，背山面水。6000年前的无锡先民，曾经在这片长江与太湖之间的黄金枢纽上，修建起江南大地的第一道城垣。两墙三壕的防御体系，部分墙体以石块包裹，筑城风格与后世良渚古城一脉相承。壕沟中出土了陶鼎、纺轮与碳化稻谷，证实那时无锡人已熟练掌握稻作农耕与纺织技术。这座城池绝非偶然出现的一个村落围垣，而是一座经过周密规划、具备复杂社会组织结构的早期城市雏形。
斗山古城在锡东黄土之下，安静地等待了漫长岁月，终于开口讲述江南文明曙光初现的史实，告诉我们：早在泰伯到来之前两千八百年，这片土地上已有城池矗立，已有文明生长。从马家浜到崧泽，再从良渚到商周，其间经过了几千年沧海桑田，有许多未解之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锡城池在岁月中迁徙流转。
时至春秋，无锡地界上的城池进入了群星璀璨的时代，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惠山以西、近湖依山的地理格局。
最西端是阖闾城，在县西北五十里富安乡，即今胡埭镇闾江一带。周敬王六年，伍子胥伐楚还师，取利浦、黄渎之土，筑大小二城，为吴王阖闾营建新都。这座城背依青山，面朝太湖，是吴国霸业崛起时期的军事重镇与政治中心。
历山之西，有范蠡所筑的斗城。越伐吴时，范蠡率兵屯驻于此，依山筑城，因其形制小巧如斗，俗称斗城。此城的地理位置，可以证明阖闾城对于吴国的战略重要性。
距县西十二里的开原乡，有着春申君黄歇的黄城。战国末年，春申君徙封江东，城故吴墟以为都邑，在舜柯山下水泽丰美之处筑起这座城。后世有说黄城只是春申君的别业，或是治理无锡湖时的临时驻所。
这三座城池自西向东依次排开，相距不过数十里，构成了春秋至战国时期无锡的城池带。为何选定惠山以西？答案藏在山水之间。那时太湖远比今日辽阔，无锡湖烟波浩渺，直抵惠山脚下。西依群山可避水患，南近大湖可得渔盐之利，山麓缓坡宜于筑城，山林川泽足以养民，体现了吴越时代的筑城智慧：近湖而不濒湖，依山而不居山，进退有据，攻守皆宜。
汉代，成为无锡城池东移的转折点。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天下初定，无锡正式置县，县城选址于惠山之东五里，古运河与梁溪河之间的岗地之上。这是一次决定性的空间转向，无锡城池从此告别了西部山麓的城邦时代，进入了傍运河而兴的县城时代。《越绝书》载：“无锡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门一，楼四，其郭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墙一丈七尺，门皆有屋。”子城居中为衙署所在，罗城环绕为民居市集，一内一外，格局俨然。
城池为何东移？秦汉以降，水运成为帝国交通的命脉，运河穿境而过，比山麓间的陆路更通八方。惠山以东地势平旷，利于城市拓展，运河与梁溪双水环抱，既供民生取用，又有舟楫之便。汉代无锡城的规模不大，但它奠定了此后两千年无锡城的基本方位：今天的解放环路之内，正是当年罗城的大致范围，两千年间，城池位置未曾大迁。
历经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无锡县城屡有兴废，史书语焉不详，只留下“旧罗城周四里三十七步”的零星记载。直至宋代，无锡城池的面貌才重新清晰起来。宋真宗乾兴元年，县令李晋卿重筑子城一百七十七步，东接运河，西距梁溪，城垣悉为土筑。这是无锡历史上的宋代土城。有宋一代，无锡经济渐兴，城中运河之上，利津、永安、济安三桥并列，街市沿河展开，人烟渐盛。然而土墙终究不耐江南多雨的气候，岁久坍圮，至南宋建炎年间金兵南侵时，无锡竟已无城可守。
无锡城池的土墙，在明代中期之尾，迎来一次彻底蜕变。
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 年），倭寇祸乱东南，兵锋直逼无锡。其时城墙残破，形同虚设。知县王其勤当机立断：筑砖城，保生民。他亲自督工，身先士卒，全城军民齐上阵，取条石为基，以巨砖包面，昼夜赶工，仅用70余天便告完工。新城周长一千七百八十三丈六尺一寸，高二丈一尺，中为马道可行军马，数步一舍驻兵守望，数舍一台登高瞭望。四座城门分别命名：东曰靖海，取平定海寇之意；南曰望湖，开门可见太湖烟波；西曰试泉，遥对惠山二泉；北曰控江，远扼长江天险。另有南北西三座水关，皆跨河建楼，水陆并守。
这座新城，成就了无锡抗倭的一段佳话。砖城的格局从此延续了近四百年。清代承袭明制，屡有修缮而规制不改，城墙下的护城河碧波荡漾，城墙上的雉堞栉比鳞次，构成了江南县城标准的形貌。
时代的进步，让城墙从抵御外敌的屏障，变为城市发展的桎梏。
清末民初，无锡民族工商业异军突起，工厂沿运河两岸次第铺开，商埠在火车站周边迅速兴起，"小上海" 之名不胫而走。然而老城之内，街道狭窄，车马难行，城墙如同一道箍，束缚着城市向外生长的脚步。受上海、天津等开埠城市拆城筑路风潮影响，无锡工商界率先发出了拆城的呼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荣德生。
荣德生在1912年写了《无锡之将来》，明确提出拆城之议：“欲辟大市街，不可不拆城，就城脚筑一圆路，与现在之马路相接，而通行电车。”他设想，将城墙基址辟为环形马路，填塞里城河，沿路土地出让招商，拆下的城砖用于筑岸与建房，一举而数得。这是无锡近代史上第一份城市规划。
争议随之而来。时任无锡县知事秦毓鎏明确反对，称自己游历罗马时，见世人把古罗马遗迹珍视如宝，无锡城墙亦是古物，断不可轻拆。更有乡绅民众念及1925年兵灾时城墙护城之功，主张保留城垣以备战乱。拆与不拆，一方着眼于发展，一方执念于保护，各呈道理，相持不下。官司打到省里，迟迟难决。此后几十年，拆城之议数起数落，城墙主体终究保留着。
但时代还是一点点打开了城墙的缺口。1912年，为连通火车站与城区，城东北角辟出光复门。1928年，西门旁增开新西门。两座新城门的出现，是对城墙传统体系的突破。古老的砖城，它挡得住倭寇的刀箭，却抵不过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完全挡不住时代的车轮碾压。
无锡城墙的完全拆除，发生在1950年的春天。
1949年12月，无锡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决议：拆除城墙，建造环城马路。1950年4月1日，拆城工程在吉祥桥堍正式开工。一个新的时代来到了，人们相信拆去旧城墙，才能迎来新生活。工程历时约一年，至1951年3月全部完工。高7米、长5600米的明代砖城，连同四座巍峨的城门楼，一起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城砖没有被浪费。东城之砖建了和平村，南城之砖砌了工人文化宫，西城与北城之砖筑了人民大会堂。那些见证过岁月的墙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参与这座城市的建设。城墙的基址上，一条长五点六公里、宽十六米的环形马路拔地而起，命名为解放路。那道曾将无锡分为内外的界限，变成了连通四方的通衢，从此无锡人逐步改口，不再说“城里城外”。
70年如弹指一挥。如今走在解放路上，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几乎没有人会想起脚下曾是厚厚的城墙。只有护城河依旧缓缓流淌，让老人们遥想起无锡老城的轮廓，宛若是城墙留下的最后一道剪影。偶尔在老新村的院墙里、在古桥的驳岸下，还能见到几块带着岁月痕迹的老城砖，青灰色的砖面上，似乎还留痕着嘉靖年间窑火的温度。
回望无锡城池6000千年，斗山脚下的史前古城，惠山以西的春秋三城，运河之畔的汉唐旧县，砖城围合的明清市井，环路延展的现代都市，它们虽然代代相衔，但并非纯然彼此替代的关系，而是层层叠叠的累积，在无锡这片土地上，构成了一座城市6000年的纵深。城池的形态不断变化，而城市的生命从未中断。城墙消失在时代的进程中，但筑城的智慧、守土的精神和向新的勇气，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
祖籍无锡的现代建筑师华揽洪，主张城市要“新陈代谢，循环建设”，他的城市规划思想，强调城市建设应随时代发展不断更新。他是将现代主义理念引入新中国城市建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从历史学的眼光去看，人文的痕迹在土地上是逐层累积的。今天的无锡人脚下，每一寸土地都层叠着前人的足迹，每一次呼吸，都跨越着6000年的时光。真正的不会被废弃的城池，并不在砖石之间，而在人们心里，在城市的文脉之间。
备注：华揽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土木工程师、工程教育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华南圭之子。华南圭，无锡荡口人，巴黎公益工程大学首位中国留学生，在校期间，与同学合著《工程学教科书》，将西方工程学系统引入国内。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华揽洪在法国学成归来，先后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建筑师和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他的城市规划思想详见《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49——1979）》等著作。
本文首发于江南文化研究主办的《江南文化》2026年第2期。
文中第一、二、五、八等四张图片为斗山6000年古城发掘现场和环境。
作者简介
吴歌，本名杨大中，文史学者，品牌战略学者，资深媒体人，研究员，江大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策划，无锡荣德生企业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无锡旅游新媒体分会副会长，正在努力成为一名有文化有情怀的吃货和文史写手。主要写作方向：美食文化、地域文史、文化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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