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个决定落到韩先楚身上，变化尤其明显：这位身经百战的上将，离开福建，调往兰州军区，重新成为专职军事主官，却不再兼任地方主要领导，军区党委排名也在政委冼恒汉之后。
表面看，只是一次职务调动。往深处看，却是军队领导体制的一次调整。自1967年实行“三支两军”以来，许多军队干部进入地方，既管军队，又管地方，权力和责任高度集中。
当时，许世友兼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韩先楚在福建担任相应职务；丁盛在广东，杨得志在山东，陈锡联在辽宁，曾思玉在湖北，李德生还兼任安徽方面的地方领导。除皮定均外，几位大军区司令员大多既是军区主官，也是地方主要负责人。
这种安排有特殊背景。军队参与地方工作，需要迅速稳定秩序、恢复生产、处理复杂局面。但时间一长，军队干部在地方任职过久，也可能造成军政关系失衡。尤其在军区内部，司令员兼任党委第一书记，政委的监督和协调作用容易被削弱。
调动因此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平级交流，而是对权力结构的重新摆布。调任之后，原先兼有的多个职务被拆开，司令员回到军事系统，地方工作交由地方干部负责。军队主官的职责更加单纯，却也意味着个人影响范围明显收缩。
韩先楚的处境更耐人寻味。他是上将，资历深，战功重，曾任兵团和大军区主要领导。到了兰州军区，党委书记由冼恒汉担任，韩先楚虽然是司令员，却不是党委第一书记。冼恒汉是中将，军队资历与韩先楚不同，但在党委排序上位于前面。
这在今天看来是组织分工，在当时却容易被理解为权力变化。司令员负责军事指挥，政委负责政治工作，重大事项由党委集体讨论，并非谁的军衔高，谁就必然拥有全部决定权。问题在于，制度上的安排，还需要双方在工作方式上彼此适应。
据相关回忆，韩先楚到兰州后，对一些既有做法提出了调整意见。冼恒汉则认为，部分工作此前已经形成，上级也有过肯定，不能轻易全部推倒重来。一个强调效率和整顿，一个更看重工作的连续性，分歧便从具体事务逐渐延伸到彼此评价。
有一次，冼恒汉曾表达过类似意思：“工作可以商量，不能把过去说成一无是处。”韩先楚也有自己的考虑：“军队建设不能只看惯例，出了问题就要改。”几句话并不长，却反映出两人的工作立场和性格差异。
韩先楚身体状况并不好，兰州地处西北，气候和医疗条件与北京存在差异。后来，他有较长时间在北京休养。司令员不在军区，军事工作仍要推进，副职和参谋部门便承担了更多事务。久而久之，实际工作中的距离感进一步加重。
遗憾的是，双方没有及时通过充分谈话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军区党委内部的分歧，若只靠会议表态和工作批示来传递，很容易把正常的意见不同，变成对个人动机的猜测。猜测一多，原本可以解决的事情便越来越难处理。
到1975年前后，矛盾受到更多关注，中央方面曾了解兰州军区的情况。此类问题本就很难简单划分为谁全对、谁全错，既有职务排序，也有工作方法，还有当时特殊政治环境留下的影响。调查未能立即化解隔阂，军区内部的紧张关系仍延续了一段时间。
1977年，冼恒汉被免去兰州军区主要职务，萧华接任政委。此后，两人的人生轨迹逐渐分开。冼恒汉因历史问题等因素，长期未获新的重要任用，后来按军级待遇离休；韩先楚则在1980年进入中央军委工作，之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职务，成为国家领导人。
这场风波不能只看成个人性格冲突。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核心目的在于打破长期任职形成的地方关系，防止军政权力过度集中，也让军队重新回到以军事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只是制度调整落到具体岗位上，必然牵动资历、威望和实际权力，纸面上的分工，最终还要靠人来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