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在老蒋那头被称为“徐蚌会战”，老蒋那句“八十万对六十万，优势在我”，也几乎尽人皆知，我们细看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三大战役）》（本文引号内容均出自此书），就会发现老蒋说的数字并非虚构，双方兵力对比确实如此。
蒋军八十万部队参战，五十五万五千被歼灭，按近现代战争统计规则，击毙、俘虏、起义、投诚都在歼灭范畴之内，也就是说当年的八十万参战蒋军，还有二十多万，确切地说是二十四万五千可能侥幸逃脱，他们为什么能逃掉，逃向何方，以及究竟逃掉了多少，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笔者细看了被俘蒋军高级将领的回忆，怎么统计也难以“平账”：五个兵团基本被全歼，一个绥靖区主力起义，两个绥靖区改成的兵团没有被包围，算来算去，跑掉的也就十多万人，还有十多万差额是怎么产生的？
虽然参战的蒋军足有八十万，但并非全是徐州“剿总”部队，比如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就属于白崇禧为总司令的华中“剿总”，所以我方认定的资料是这样的：“国民党军在这个战役中先后投入的兵力计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指挥下的四个兵团（第二、七、十三、十六兵团）和三个绥靖区（第三、四、九绥靖区，战役中第四绥靖区改编为第八兵团，第九绥靖区改编为第六兵团），以及第十二兵团，总共为七个兵团一个绥靖区，三十个军七十五个师，另外还有数量较大的直属部队，总兵力号称八十万人。”
“以及”两个字，就已经把黄维兵团排除在了徐州“剿总”战斗序列，事实上黄维兵团参战，也是白崇禧答应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部后做的决定，第二天白崇禧变卦拒绝统一指挥，也没放张淦第三兵团随同黄维兵团开赴徐州，要不然老蒋的“优势”就不是八十万而是九十来万了——张淦兵团作为桂系头等主力，有七八万人，而且装备不错。
张淦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那个比较搞笑的蔡守元，此人虽然罗盘不离身，但该兵团战斗力并不是很弱，后来的青树坪之战，就是张淦兵团设的埋伏。
我方参战部队的统计数字也很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计有：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相当于军的战力）、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加上豫皖苏军区、豫西军区、陕南军区、冀鲁豫军区和江淮军区的地方武装，总共六十万人左右。”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也认可了八十万对六十万的说法，还对比了双方的优势劣势：“共军在数量上少于我军，装备也劣于我军，特别是火炮少，飞机、坦克没有。但共军手榴弹、迫击炮则与我军相等，局部使用上又极机动灵活，往往集中兵力火力消灭我军后即脱离战场，实行整补。”
淮海战役是不折不扣的围歼性大决战，黄百韬第七兵团被围歼于碾庄圩，黄维兵团被围歼于双堆集，杜聿明的前进指挥部和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三个兵团被全歼于陈官庄，都是不折不扣的硬仗——二黄的负隅顽抗，史料是有明确记载的。
黄维在突围时即用毒气弹又用燃烧弹，要不是所乘坐坦克意外故障抛锚，可能他也跟着胡琏逃出去了。
黄百韬兵团被歼灭，但也不是一条漏网之鱼都没有，时任“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的李以劻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中逐个盘点了各兵团的战损，其中第七兵团是这样的：第一〇〇军军长周志道化装伤病员逃出，第四十四师刘声鹤被击毙，副军长（代军长）杨荫及参谋长崔广森、第六十三师师长盛超均被俘；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和副军长韦德、第一五六师代师长陈庆斌被俘； 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侥幸逃脱并向刘峙报告了黄百韬自戕的消息；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与第一六二师师长杨自立被俘；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游渡运河时负伤，到西岸后自戕，第一五二师师长雷秀民、副师长黎天荣被俘，第一六八师师长张泽琛逃脱（在窑湾镇西南被俘时伪称是班长，为解放军运炮弹中途脱逃）。
再严密的包围圈，也总能混出一些残兵败将，而且国民党部队的军官们都很擅长伪造身份，先投降后领路费开溜。
黄百韬第七兵团有漏网之鱼，黄维第十二兵团也有，虽然该兵团四个军长一死三被俘，但副司令胡琏却坐着坦克逃了出去，一路还收拢了一些残兵，跑到了负责“接应”的第六兵团五十四军，该军第八师少将师长施有仁回忆：“胡琏率领着突围出来的官兵约两千人（包括第十八军在包围圈外的骑兵团）已经到达我们军部，并说突围的情形很坏。”
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带着两万多主力部队起义，司令官冯治安基本成了光杆司令，只好卷起铺盖向刘峙请罪，后又被送往南京，第三绥靖区不战而散，最后被老蒋取消了番号。
真正陷入包围圈的国民党兵团是五个，也就是徐州的第二、七、十三、十六等四个兵团和华中方面派来的黄维第十二兵团，这五个兵团在严密包围下逃掉了一部分，比如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都以各种不体面的方法逃跑了，这些人都不在我方统计的数字之内。
除了从三个包围圈里五个兵团中逃出的零星部队，还有第四绥靖区改编成的刘汝明第八兵团，第九绥靖区改编为李延年第六兵团，一直在包围圈外隔岸观火，不管老蒋如何严厉催促，他们都是象征性地打一下，属于见硬就回，跑得比兔子还快。
作为老蒋的“战地视察官”，李以劻对第六、第八兵团的情况比较了解：“第六兵团共指挥四个军，第九十九军和第五十四军原是陈诚系统部队，第三十九军老底子是贵州地方部队，第九十六军重建后，兵员尚未补齐，装备也差；第八兵团刘汝明属冯玉祥西北军的底子，该部连年苦战，损失很重，实际已不足四个师，装备也很差，战斗力已很薄弱，但刘汝明为了保全番号，不敢将历年伤亡损失实报。”
李延年第六兵团还算个正规兵团，其中三个军都比较有战斗力，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则是一个吃空饷的花架子，比一个军的实际兵力也多不了多少，但却按一个兵团建制向老蒋要番号，自然也是要按两军六师数量要军械和军饷，至于那两个多师的空饷落进了谁的腰包，沈醉在战犯管理所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的，那是国民党军队的惯例，他们称之为“吃缺”：当连长吃几个到当营长是十几二十个，当团长、师长便越吃越多，当了军长，更可以大吃特吃了。
我们细看王耀武、杜聿明等人的回忆录，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次战役我方歼敌数量和蒋军将领上报的战损都对不上号：莱芜战役我军生擒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歼灭五万六千余人，而王耀武上报的是损失六万多；陈诚当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期间，我军发动秋季攻势歼灭其六万九千人，而杜聿明掌握的数字则是损失十万人。
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双方统计数字有四五千差距，1947年9月至11月的秋季攻势，蒋军损失部队更是有近三万差额，这么大的差额是怎么产生的，李仙洲和杜聿明也未必清楚，但我们却可以算一笔账：李延年兵团撑死也就七八万人，刘汝明兵团有没有三万人都很难说，碾庄圩、双堆集、陈官庄都是围歼战，三处都不可能各有万名蒋军逃脱，加上没被全歼的第六、第八兵团，即使把刘峙带到蚌埠的徐州“剿总”总部，算起来逃出去的顶天也就是十二三万，还有十多万对不上数，也就是说老蒋那“八十万对六十万”，把军队中的空额都算上了，也就是被自己的手下忽悠了。
刘峙是坐着飞机从徐州逃到蚌埠的，根本就没带多少人，连其总部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都在陈官庄跟杜聿明一起被活捉了，其他总部人员能跟刘峙飞走的就更少了，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知道刘峙逃的时候有多混乱：“已经吓破了胆的刘峙总座当然是一飞而走了，庞大的总部官员，处长级的已经很难抢上飞机，中下级官佐如热锅上的蚂蚁，满城满街乱窜，强者抢上飞机，弱者只好望机兴叹。”
刘峙只带走了高级班底，大部分总部人员都跟随杜聿明在地上逃跑并被围困于陈官庄，最后都做了俘虏。
这样算起来，被歼灭的五十五万五千，加上以各种方式逃掉的十多万，还有十多万对不上账，那么在读者诸君看来，这十多万的差额，究竟是怎么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