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广东雷州半岛，韩先楚面对一张铺在桌上的海南岛地图，迟迟没有落笔。琼州海峡并不宽，却隔着风浪、暗礁和国民党军的海岸防线。能不能把部队送过去，关键不只在船，更在登岛后能否迅速站稳脚跟。
此前，解放军已经组织过小规模渡海行动。部分部队和干部成功抵达海南，为后续作战摸清了情况。但小部队能够上岛，不代表大部队能够安全渡海。一次真正的登陆，必须有人在滩头组织战斗，判断敌情，联络琼崖地方武装，还要把分散到各处的力量拢起来。
韩先楚考虑的，正是这个问题。
他希望由一名有经验的师级军事干部率队登岛。这样的安排并非摆架子，而是因为登陆部队一旦失去统一指挥，很容易在海岸线上被敌军各个击破。渡海战斗不同于陆地行军，船队会被风浪打散，电台也未必能够保持联系，指挥员必须能够临机处置。
会议室里气氛很沉。
“谁愿意带队过去？”
这句话落下后，几名干部没有立即回答。大家都明白，渡海没有退路，船只简陋，火力有限，敌军又依托海岸工事布防。登岛之后，能否等到后续部队，还是未知数。
就在这时，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开了口：“我去。”
韩先楚看了他一眼：“你是政工干部。”
刘振华回答：“政工干部也打过仗，到了滩头，照样能指挥战斗。”
这不是一句临时起意的话。刘振华长期在部队和敌后工作，熟悉基层官兵，也有实际作战经验。战争年代，政治干部并不只是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部队行军、战斗、收容伤员、稳定情绪，往往都要参与，许多政工干部本身就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指挥员。
更重要的是，登陆部队需要的不只是会下达战术命令的人，还要有人把不同单位、不同来源的力量组织起来。船队被冲散以后，基层干部是否服从调度，地方部队能否及时接应，伤员和弹药如何处理，都会影响滩头阵地能不能守住。
刘振华主动请战，正是看到了这一层。
筹备期间，他没有把注意力停留在口头动员上，而是参与研究航线、潮汐和海岸地形。渡海部队使用的多是木帆船，船只性能不一，人员又多，行动必须尽量利用夜色和风向。每一条船上的干部，都要知道靠岸后的任务，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一艘指挥船上。
这类准备看起来琐碎，实则关系生死。海上没有固定道路，夜间一旦偏航，船队就可能错过预定海岸；若过早暴露，又会遭到敌军舰艇和岸炮拦截。登陆部队必须具备一个特点：即使暂时失去上级联系，也能按照既定意图继续行动。
3月下旬的一次渡海行动中，刘振华率部出发。海面风浪不断，船队在航行中逐渐拉开距离，原本的编组很快变得零散。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通讯手段有限，海上又缺少可靠的导航设备，指挥员只能依据航向、海岸方位和既定目标作判断。
有人主张停船等待，担心各船走散后无法集中。刘振华没有让部队原地停留，而是要求各船尽量向预定海岸靠近，抵达后立即组织战斗。对渡海部队来说，停在海上并不安全，拖延时间反而可能让敌军完成重新部署。
接近海岸时，敌军哨所发现动静，枪声从滩头传来。木船无法与军舰正面对抗，登陆部队只能尽可能利用夜色和地形，快速冲过开阔地带。刘振华把能够使用的火器集中起来，先压制敌军火力点，再组织人员抢占有利位置。
上岸并不等于成功。
登陆部队人数有限，重武器不足，滩头附近又有敌军阵地。刘振华采取的办法，是先控制能够观察海面的高地和交通要点，让后续船只拥有靠岸空间。部队一旦在海滩上挤成一团，既无法展开，也容易遭到集中射击；只有打开纵深，才能把人员和武器逐步送上去。
战斗很快变得紧张。有人负伤，有人弹药告急，敌军也试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发起反击。刘振华不断调整人员位置，要求部队不要把火力全部暴露在一个方向，同时抓紧时间清理阵地、收集弹药，准备迎接敌军反扑。
“阵地不能丢，后面的船还要靠岸。”
这句话，说明了滩头部队的真正任务。他们守住的不是一小块沙滩，而是整个渡海行动的入口。只要这个突破口存在，后续部队就有可能源源不断登岛；若滩头失守，已经渡海的部队便会陷入孤立。
琼崖地方武装和先期抵达的部队陆续前来接应，使登陆部队得到补充。敌军随后组织反击，但解放军已经完成初步展开，作战形势不再是单方面挨打。随着更多船只靠岸，人员、弹药和通信力量逐渐集中，滩头阵地开始具备继续扩大的条件。
韩先楚从前方得到消息后，立即根据登陆情况调整部署。海南岛战役不能只依靠一次突击解决，真正的关键，是把一次次小规模登陆连接起来，形成持续输送和连续进攻的局面。刘振华所率部队守住的登陆点，承担的正是承上启下的作用。
1950年4月16日晚，解放军发起大规模渡海登陆，经过连续作战，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此前多次偷渡和建立滩头阵地的行动，为主力部队积累了经验，也牵制并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海岸防御部署。
刘振华“我去”的分量，就在这里。它不是政工干部越权指挥，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特殊战场环境下，凭借实际经历承担了本属于军事主官的重任。对海南岛战役而言，能够把人送上岸只是第一关，能在敌火力下组织起来、守住阵地、等到后续力量，才是真正决定成败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