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贵州桐梓小西湖，张学良正在湖边垂钓。忽然，一群人冲过警卫，争吵声越来越近，几名卫兵甚至拔出了枪。被软禁多年的张学良没有躲避，反而放下鱼竿迎了上去。谁也没想到，这桩地方纠纷，竟会改变他的囚禁命运。
来人所说的，是兵工厂工人与两所伤兵医院之间的冲突。此前，双方在桐梓县城发生械斗，兵工厂死伤七人，两所医院死伤十二人，连一家酱油铺也被砸毁。事情拖了多日，县里、省里以及兵工部门互相推诿，始终没有明确处理结果。
张学良听完，脸色沉了下来。他对“内讧”二字格外敏感。1936年西安事变，他正是因为反对继续内战、主张一致抗日，才走上兵谏之路。如今日本已经战败，军民之间却为一桩纠纷大打出手，在他看来，这实在不像话。
他当场说道：“抗战已经胜利，怎么还自己打自己？这件事，我要管。”
看守他的刘乙光听到这话，心里顿时一紧。张学良虽被关押，却不是普通犯人。自西安事变后，他的名字始终具有极强影响力，东北军旧部、抗日将士以及社会各界，对这位“少帅”仍有复杂而特殊的关注。
刘乙光不敢直接阻拦，只好安排桐梓县政府组织会商。兵工厂、伤兵医院和地方政府各派代表参加，表面上是调解纠纷，实际上却像一场特殊的政治试探。为了稳妥起见，相关情况很快被报告上去，消息也传到了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没有立即制止。他或许也想看看，被关押近十年的张学良，究竟还剩多少威望。
会商当天，张学良乘坐美式吉普车前往县政府，身后还有车辆护卫。兵工厂和医院的代表早已知道来人身份，张学良一下车，屋内的目光便全落在他身上。多年不曾公开露面的少帅，依然带着强烈的压迫感。
他没有长篇训话，只规定各方限时陈述。听完双方说法后，张学良没有再与人商议，直接作出裁决：各自负责本方死伤人员的抚恤和安葬，砸毁的酱油铺由伤兵医院赔偿四十块大洋，十日内办妥。
这份处理明显偏向兵工厂一方。伤兵医院代表面有不满，却没有立即反驳。张学良随即加重语气说道：“兵工厂是造武器的，不能让这样的地方长期陷入争斗。谁不服，就把理由说清楚。”
有人回忆，当时现场气氛很紧。张学良又提到将把情况报告蒋介石，并追究有关方面的责任。此话一出，双方很快表示接受裁决。整场会商不到一小时便结束，拖延多日的纠纷，就这样被强行压了下去。
这件事在桐梓并不算大，却让旁观者重新认识了张学良。两位伤兵医院院长私下感叹，少帅虽然被关着，办事仍旧有当年的气势。刘乙光也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绝不是一名失去影响力的囚徒。
此时的张学良刚满四十四岁。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先后被转移到多处地方。1944年冬，日军进逼贵州独山，他又从贵阳附近被秘密转往桐梓。长期隔离生活使他两鬓斑白，视力下降，精神也一度十分消沉。
抗战胜利后，他重新燃起了获释希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消息传到小西湖时，张学良与赵一荻都十分激动。对他而言，这场战争的结束，也像是自己漫长囚禁即将结束的信号。
南京军法会审时，张学良曾被判处十年徒刑。抗战胜利之际，距离西安事变正好接近十年，他和赵一荻自然会想到，既然战争结束，判期也已届满，蒋介石或许没有继续扣押他的理由。
张学良还送给蒋介石一只瑞士欧米茄纪念金表，希望借此表达祝贺，也试探对方态度。然而，金表送出后，蒋介石没有作出释放表示。张学良没有立刻明白，自己在桐梓处理纠纷的举动，已经被当成了另一种信号。
在蒋介石看来，一个被关押多年、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仍能凭借个人威望迅速压住冲突，甚至让兵工厂和伤兵医院接受裁决，这意味着张学良的政治号召力并未消失。他担心的不是一桩地方案件，而是这头“老虎”一旦离开笼子，是否还会重新影响军政局势。
抗战结束后，周恩来等人曾为张学良争取释放，各方面也不断提出请求。蒋介石却把对他的控制解释为私人关系和保护，实际上并未改变决定。随后，张学良先被秘密送往重庆，居住在戴公馆，之后又以赴南京会面为名，被送上前往台湾的飞机。
1946年年底，张学良抵达台湾，新的囚禁由此开始。蒋介石还曾安排在江西兴国阳明洞附近修建房屋，名义上说是巡行避暑之所，实际用途却与张学良的安置有关。地点偏僻、戒备严密，足见蒋介石已把他当作需要长期看守的特殊人物。
蒋介石于1975年去世后，张学良仍未立即获得完全自由。蒋经国执政期间，对他的行动继续保持限制。直到1990年前后，张学良才逐步恢复较多自由，后来定居美国。那场发生在桐梓县政府的短暂会商，也就成了他由“等待释放”转入“长期被防范”的关键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