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广东中山，谷牧结束对珠海经济特区的考察后，临时提出要去拜访叶剑英。陪同人员原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会面，没想到进屋不久，叶帅便抬起手说道：“你们先回避一下，我要和谷牧单独说几句。”
这句话不长，却让在场的人意识到，叶剑英此次见谷牧，并不只是叙乡情、问近况。彼时，特区建设争议不少，负责推动这项工作的谷牧，正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叶剑英坐在轮椅上，紧紧握住谷牧的手，开口便问：“听说你最近的日子不好过？”
谷牧没有马上回答，只是点了点头。叶剑英看着他，语气很坚定：“你能不能顶住？”
“叶帅，我顶得住。”
叶剑英听后连说：“那就好，那就好。”这场谈话的核心，并不是安慰，而是一次明确的支持。对谷牧而言，叶剑英的态度意味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愿意为特区建设承担政治上的信任与分量。
叶剑英早就关注谷牧的工作。1978年，谷牧率代表团考察西欧五国，回国后向中央汇报见闻。那次考察持续约一个月，代表团走访多个城市，重点了解工业生产、港口运输、科研教育和经济管理。
汇报时，叶剑英曾鼓励谷牧：“大胆讲，好的就是好，坏的就是坏，不要有顾虑。”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态度十分关键。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能只靠口号，更要有人把外面的真实情况讲清楚。
谷牧带回来的，不只是几组材料。他看到，西欧一些国家的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形成完整链条，企业管理、技术研发和金融服务彼此配合。中国要改变落后面貌，单靠国内原有办法显然不够，必须打开眼界，寻找新的建设路径。
回国后，邓小平对谷牧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谷牧随后承担起具体推进任务，参与推动对外经济合作，也为后来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发展不断摸索制度办法。
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起步并不轰轰烈烈，早期获批的项目数量很少，规模也不大，有餐馆、养殖场、照相馆等。投资额只有数百万美元，却为后来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留下了制度入口。
有意思的是，谷牧在推动对外合作时，也要面对个人经历带来的心理冲击。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山东敌后工作，身体上还留下过战争伤痕。后来出访日本，他的母亲一度难以理解，老人记得那段苦日子，对儿子的选择既担忧又矛盾。
但国家建设需要现实判断。谷牧并没有把民族苦难遗忘，而是把历史记忆与国家利益区分开来。引进资金、设备和技术，是为了建设中国，并非改变对战争责任的判断。
1982年，国务院办公厅着手加强对经济特区工作的协调，谷牧参与推动成立专门工作机构。特区不是简单划一块地、盖几座厂房，而是要在投资、管理、用工、价格和外贸等方面进行探索，许多做法当时都缺少现成经验。
压力很快聚集起来。谷牧曾对工作人员坦言，设立特区的决定议论很多，这条路不好走。如果有人顾虑太大，可以提出调整工作。没有人退出，大家仍然留在岗位上。那不是因为争议消失了，而是因为他们明白，探索本身就不可能一帆风顺。
因此，叶剑英在广东单独召见谷牧，谈的其实是“能否坚持”的问题。叶帅明确告诉他：“我叶剑英第一个支持你搞改革开放。”随后又说，改革开放是在摸索中前进，谷牧就像侦察兵，要为国家探路。
这番话，与叶剑英一贯的处事风格有关。1982年党的十二大期间，他已年逾八旬，主动提出退居二线，把更多工作交给年富力强的同志。退下来之后，他仍然关心广东，尤其牵挂家乡和经济特区的建设。
谷牧后来多次到深圳检查指导。对特区而言，他既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也是许多具体问题的协调者。面对争议，他需要把中央意图传达到地方；面对地方困难，又要把一线情况带回北京。这样的角色，远比单纯发布文件复杂。
他一生的经历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文化底色。少年时期接受过私塾教育，熟悉古典文章，晚年喜欢书画、碑刻和奇石。有人陪他调研，路过古庙或见到字画，他常会停下来细看几眼，谈谈笔意和出处。
这种兴趣并没有脱离他的工作。对谷牧来说，经济建设需要制度和技术，人的培养则离不开文化根基。正因为如此，邓颖超后来曾认为他熟悉传统文化，适合参与孔子基金会相关工作。
从西欧考察到广东特区，谷牧面对的始终不是一道简单的经济题，而是在旧经验与新办法之间寻找可行道路。1983年那次温泉会面，叶剑英没有替他解决所有困难，只留下了一句更重要的话：既然认准方向，就要顶住压力，把路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