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陕西旬邑清水塬，许才升、吕佑乾等人面对连年饥荒和催粮逼款，开始筹划一场农民武装行动。那时的旬邑，旱灾造成粮食歉收，县衙不仅没有及时救济，反而派出人员催征钱粮，百姓的不满由来已久。
这场斗争后来被称为旬邑起义。它不是突然发生的冲突，而是农民抗粮运动、地方党组织活动和武装准备逐步汇合的结果。中共陕西省委派许才升到旬邑开展工作，他与程永盛、崔维峻等人联系乡村骨干，推动群众以“交农”形式表达反抗。
起义前后，区委成员曾向各村传递“鸡毛帖”，通知群众集中行动。5月6日，清水塬一带农民首先攻占县粮秣局，随后控制部分县政设施。许才升曾对身边同志说：“粮食是百姓的命，不能再让乡亲们饿着交粮。”这句话虽是当时斗争诉求的概括，却道出了起义最直接的社会根源。
起义队伍进入县城后，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许才升任主席，吕凤岐任秘书主任，程百印负责土地分配，王浪波负责宣传，程永盛负责军事，程国柱负责交通，蒲允升负责经济，程雨顺负责革命裁判，王日省负责外交。中共旬邑区委书记由吕佑乾担任。
这份名单的意义，不只在于记录职务。它反映出当时的农民武装已经尝试建立一套基层政权：有军事指挥，也有粮食、交通、宣传和审判等事务。条件十分简陋，组织却并非一团混乱，这正是旬邑起义区别于一般民变的地方。
吕佑乾是这场起义的重要组织者。他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曾在西安从事革命工作，后来转赴蓝田、华阴、旬邑等地开展农民运动。起义后，他承担县城防守任务。由于刘兴汉告密，吕佑乾于1928年5月被捕，5月31日在张洪镇遇害，年仅32岁。
许才升是旬邑本地的重要农运骨干，曾在西安求学并加入革命组织。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不仅负责政权事务，还参与县城防守。5月30日前后，许才升被捕，次日与多名同志一同牺牲，年仅25岁。吕凤岐、王浪波、程国柱等人，也在这次镇压中被捕遇害。
其中，吕凤岐负责政府文书和组织联络，王浪波承担宣传工作，程国柱则负责交通联系。三人的任务不同，却共同维系着起义政权的运转。敌人之所以急于破坏这些联络环节，正是因为基层组织一旦稳定，单纯依靠武力便难以迅速压制。
军事方面，起义队伍组建了红军渭北支队，程永盛任总指挥，下辖三个连，分别由程永延、程志英、程双印负责。程永盛长期参与旬邑农民运动，1928年5月被捕后遇害，年仅22岁。程双印在起义失败后继续坚持斗争，后来转战淳化、正宁一带，1933年在东坪作战中牺牲，年仅26岁。
起义遭到镇压后，队伍并没有立即消散。1928年6月，部分人员转入石门山区，改编为旬邑游击队，继续活动于旬邑、淳化一带。吕振邦任首任队长，程双印、程百印任副队长。吕振邦后来因叛徒出卖，于1932年被民团杀害，年仅23岁。
旬邑起义的参与者中，还有一批后来转入隐蔽战线或正规部队。崔维峻曾多次打入西北军，承担兵运和情报工作，1935年牺牲。马志超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45年回到旬邑组织武装行动。崔平原后来参加陕北红军，并成为人民解放军干部。
王廷璧是起义七烈士之一，1928年5月被捕后遇害，年仅22岁。崔廷儒曾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秘书长、西安市委军委书记和中共宁夏工委书记，1941年在银川牺牲，时年30岁。于占彪则参加陕北红军，后来担任红军、八路军和西北解放军的重要职务，1998年病逝，享年84岁。
最值得注意的名字，是蒙定军。他早年参加旬邑革命活动，起义后长期从事兵运和情报工作，曾打入国民党部队开展秘密工作。陕西解放后，他回到公开战线，出任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后来还担任关中军分区参谋长、西北局统战部秘书长等职，1988年病逝，享年75岁。
旬邑起义持续时间不长，参加者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组织谱系：有区委领导，有苏维埃政府，有渭北支队，也有后来坚持活动的游击队。许才升、吕佑乾等人牺牲后，崔维峻、蒙定军、于占彪等人又以不同方式延续了这条革命线索。对照这份名单，旬邑起义并非一场孤立的县域行动，而是关中地区早期革命组织由群众运动走向武装斗争的一次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