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鄂豫边区夜色沉沉，陈少敏带队渡过河流，日军据点突然亮起探照灯，枪声撕开寂静。身边有人急着请示还击，她却压低声音说：“不要开枪，先过河。”这一声命令，显出的不是鲁莽，而是一个老政工干部在险境中的判断力。
当时，陈少敏奉命进入豫东，与李先念率领的部队会合，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部队刚刚站住脚，必须尽快打开局面，否则群众不敢靠近，敌人也会步步紧逼。
一次夜间行动中，部队经过东双河附近，军马受惊，叫声被日军哨兵听见。炮楼里随即打出照明弹，机枪、步枪向河面和道路一带扫射。战士们憋着一股火，连长几次想还击，陈少敏却命令大家隐蔽前进。
她判断，日军只是在依托炮楼进行试探，并没有发现新四军的准确位置。部队渡河后，迅速藏进铁路两侧的树林。没过多久，一列载有日军士兵的军车驶来，车上不断向两旁扫射，却没有停下来搜索。
有意思的是，陈少敏没有被敌人的枪声牵着走。她让部队原地忍耐，挑选十多名善于攀爬的战士组成突击组，准备手榴弹，等军车返回时再动手。这个安排看似冒险，实则抓住了日军自恃安全、警惕下降的时机。
天将亮时，军车果然从南面返回。车上的日军以为此前已经通过危险地带，戒备明显松懈。待车厢进入伏击圈，突击队突然扑上去投掷手榴弹，爆炸声接连响起，随后部队发起冲击，铁路线上很快陷入混乱。
这一战的意义，不只在于打掉一列军车，更在于新四军在豫鄂边区站稳了声势。日军开始搜集陈少敏的情报，地方百姓却把她视为能让人安心的人。民间称她为“陈大姐”，这个称呼没有官场修饰，却说明她已经和根据地群众建立起了信任。
陈少敏的军事实践，并非来自偶然胆量。她早年参加工人运动，曾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长期面对搜捕、转移和白色恐怖。她熟悉群众，也明白部队不能只靠枪杆子生存，必须把组织、纪律和地方工作拧在一起。
抗战胜利前后，她在中原地区承担的职务不断加重。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陈少敏当选中央候补委员。随后，中原局成立，她担任中原局组织部长、副书记，并兼任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在当时的组织序列中，她的职务确实高于担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树声。
这里需要分清一个概念：职务高低，不等同于后来授予的军衔高低。王树声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而陈少敏因后来转入工会系统，没有参加授衔。若只看军衔，容易忽略她在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承担的实际责任。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原部队面临重兵包围。李先念、王震、陈少敏等人组织部队向西突围，既要摆脱追兵，又要保存干部力量。山路难行，粮食短缺，敌军还在前后堵截，部队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陈少敏长期奔波，终于因劳累和疾病倒下。战士们凑出一点炒米，煮成稀粥送给她，又扎了一副简易担架，准备抬着她走。她却摆手拒绝：“把粮食和担架留给伤病员，我还能走。”
有人劝她不要硬撑，她顶了一句：“我是泥捏的吗？”这句话并非逞强，而是担心自己成为部队负担。她找来树枝当拐杖，拖着病体继续行军。部队强渡和突围期间，她还建议把干部编成干部旅，以便集中保护和指挥，这批干部后来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骨干。
突围成功后，陈少敏化装成医生，于1946年8月抵达延安。1949年以后，她转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先后负责纺织工会和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事务。离开前线，并不意味着她的原则发生变化，战场上的果断，转化成了工作中的严厉和清醒。
她对亲属尤其如此。侄女曾提出想参军，希望陈少敏出面说情，她没有答应，只说：“想当兵，按条件报名，不能靠我的职务。”在她看来，手中的权力属于组织和人民，不是给亲属谋方便的私物。
陈少敏晚年生活朴素，仍常对家人讲起困难年代的食物。高粱面、野菜和粗粮，在战争时期就是难得的口粮。侄女一时难以下咽，她当场严肃地问：“吃枪子，还是把包子吃下去？”话说得重，却不是苛刻，而是她不允许后辈忘掉那段真实的生活。
19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曾有日本方面人员提出见见当年的“陈大姐”。他们见到的，是一位衣着朴素、年事已高的中国老人，很难把她同战场上指挥伏击、带队突围的形象联系起来。可在鄂豫边区的枪声、夜路和群众口碑里，陈少敏从来不是一个传说，她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女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