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二年，孙中山把手指按在地图西北角：伊犁。
这个名字一出口，桌边的人都得愣一下。那时谈建都，南京、武昌、西安都说得通，偏偏伊犁远在天山脚下，离东南海口隔着万里山河。
他没有把话说轻。
“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犂。”
这句话，不像闲谈。更像一个还没有政权的人，已经在替未来中国量山川、算道路、看边疆。
孙中山那年三十七岁，人在日本。章太炎坐在一旁，谈的是革命成功以后，国都究竟该落在哪里。
可往前数八年，他还拿着一封《上李鸿章书》，想敲开天津的门。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二十八岁。他在信里写下富强之本，不只在船坚炮利，而在人能尽才、地能尽利、物能尽用、货能畅流。
信递上去，人却没见着。天津的衙门口，来往的是官轿、差役和冷脸。
门没开。
同年十一月，檀香山一间华侨家中，二十多人围坐。孙中山起草章程，定下“振兴中华”的意思，兴中会就这样立了起来。
众人举手盟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打这天起，他不再等朝廷自己改。
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败了。陆皓东等人被捕，孙中山逃亡海外。
逃亡不是退场。伦敦街头，他被清廷人员诱入中国使馆，屋门一关，身穿公服的人站在里面，等着把他秘密运回去。
差一点没回来。
脱险以后，他看欧美政治，也看亚洲形势。俄国在北，英国在南，日本在东，列强的手一只只伸进来。
所以一九〇二年谈建都，他看的不是哪座城繁华，而是哪座城能把国家的筋骨撑起来。
“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
武昌在长江中游，东下可通江海，北望可控襄樊。若只谋内地，武昌够用。
可他随即把眼光往西推。蒙古、新疆辽阔，若要经营边地，关中便重了起来，西安就像一颗钉子，钉在中国腹心。
但还不够。
孙中山真正掷出来的，是第三层意思：若要谋大洲，若要中国在亚洲伸展手脚，关中仍嫌局促。
“王者欲为共主于亚洲……必伊犂也。”
伊犁荒远，却正卡在西北门户。往西，是中亚道路；往东，接天山南北；往内，连着新疆、蒙古和关中。
他还算过一笔账：胡桐、柽柳可斩，草莱可辟，商贾可至，铁道南属，转输不困。不到十年，城邑街巷便能成形。
这不是把首都搬去享现成繁华，而是把国力压到最需要经营的地方。
后来民国定都南京，伊犁之议没有落地。孙中山奔走半生，也没等来一个真正安定统一的新中国。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北京铁狮子胡同的病榻前，他留下“和平、奋斗、救中国”。地图上的伊犁仍在西北，天山雪线下，风从空旷处吹过，那个三十七岁革命者按过的地方，还静静伏在中国版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