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汉中阳安关，魏军将领胡烈率军逼近，蜀将蒋舒没有选择死守，而是带部众投降。关隘一开，蜀汉北部防线便露出缺口。数日之后，邓艾穿过险峻山道，兵临江油，守将马邈又作出相似选择。
从阳安关到江油，中间隔着山川险阻，却只用了很短时间。蜀汉并非没有险关，也不是完全没有守军，真正致命的是关键位置上的人，在关键时刻不再相信这个政权。
因此，糜芳、傅士仁、孟达、蒋舒、马邈这五个人，不能只被简单归入“叛徒”二字。他们的选择确实直接损害了蜀汉，但每一次投降背后，也都牵连着军政关系、权力冲突和防务安排。若只骂几个人，反而看不清蜀汉是怎样一步步失去自救能力的。
一、阳安关打开的，不只是一道城门
263年，司马昭决定大举伐蜀，钟会从关中方向推进，邓艾则率军走阴平一线。蜀汉方面由姜维在剑阁一带抵挡钟会，试图依靠山险和坚城拖住魏军。
姜维的判断并非毫无道理。剑阁道路险窄，魏军粮运困难，只要蜀军能够稳住关隘，魏军很难迅速深入成都平原。问题在于，蜀汉的防线并不是一条完整的铁链，而是由许多关城和守军连接起来。任何一处突然断裂，都会让前线的坚守失去意义。
阳安关便是其中一处要害。蒋舒担任武兴督，后来参与汉中方向的防务。魏军逼近时，他与傅佥共同承担守关任务。史书记载，蒋舒率军出战，随后投降魏将胡烈；傅佥仍然坚持抵抗，最终战死。
蒋舒的行动有一个很现实的军事后果：魏军不必用长期围攻去消耗守军，而是迅速取得了进入汉中的通道。关隘失守后，蜀军原有的部署被迫调整，姜维也只能改变防守方向。
有人把这件事看成蒋舒个人贪生怕死，也有人认为他可能早已对蜀汉失去信心。后一种说法缺少足够史料支撑，不能擅自替他补写心理。但有一点很清楚，守将的个人选择，已经被放大成整个战区的灾难。
傅佥当时曾要求继续守关，蒋舒却没有留下。两人的选择形成鲜明对照。战争中的忠诚，并不只是口头表态，而是当撤退、投降和死守同时摆在面前时，究竟把什么放在前面。
二、江油失守，邓艾获得了喘息之地
阳安关被突破后，邓艾并没有沿着钟会主力的路线缓慢推进，而是采取了一次极其冒险的行动。他率军经阴平道南下，翻越人迹罕至的山岭，试图绕过蜀军正面防线。
这条道路艰险异常，魏军自身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只要江油守军坚决抵抗，邓艾就可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偏偏江油守将马邈选择投降，蜀军没有把这座城变成魏军的坟场。
江油的意义，不在城池本身有多大，而在于它是邓艾进入蜀地腹心后重要的补给和落脚地点。马邈一降，魏军便获得粮食、道路和休整空间。邓艾不必原路退回，也能继续向涪城、绵竹方向推进。
据《三国志》记载，邓艾到江油后，马邈出降。至于他究竟是因为畏惧魏军，还是判断蜀汉大势已去，史料并没有留下足够细节。可以确认的是，他没有履行守土职责，江油因此落入魏军之手。
后来邓艾在绵竹击败诸葛瞻，成都门户洞开。蜀汉后主刘禅于263年向邓艾军投降，蜀汉政权至此结束。若把灭蜀过程比作一张正在收紧的网，阳安关是破口，江油则让这张网从北面直接罩到了成都附近。
三、荆州失守，早已埋下蜀汉的战略伤口
把目光拉回公元219年，糜芳和傅士仁的选择，造成了另一场影响更深的崩塌。
荆州并不是普通地盘。它连接汉水、长江，又向北直通襄樊，向西可以牵制益州，向东则关系孙权集团的安全。蜀汉若能稳住荆州，便有机会从益州和荆州两路向北施压；一旦失去荆州，蜀汉便只能退守益州，战略空间大幅收缩。
关羽发动襄樊战役时，曾水淹七军，威震中原。曹魏方面感受到巨大压力，孙权却趁机从后方行动。吕蒙率军沿江而上，迅速袭取荆州据点。关羽在前线作战，后方兵力和粮秣调配本就吃紧，南郡太守糜芳、公安守将傅士仁又没有完成相应的军需任务。
关羽因此责备二人。史料没有详细记录每一句责骂，但双方关系恶化是明确的。吕蒙军队逼近后，傅士仁先行投降，并对糜芳进行劝说。糜芳随后放弃抵抗，南郡也落入孙权手中。
糜芳并非毫无资历。他的兄长糜竺早年资助刘备，糜氏兄弟在刘备集团中有特殊地位。糜芳长期担任地方要职，却不等于他的军事能力和政治威望始终不变。关羽在前线拥有极大权威，地方守将与前线主帅之间若缺少有效协调，矛盾便可能迅速转化为离心。
傅士仁的投降，则表现出另一种风险。他不是蜀汉最高层人物，却掌握公安这样的关键位置。小人物守着大关口，平时看不出影响，一旦立场动摇，战略后果往往比朝堂争论更加直接。
荆州失守后，关羽退路被截断。219年末至220年初，关羽败走麦城，最终被孙权方面擒杀。蜀汉不仅失去了荆州，还失去了关羽这位核心将领，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的关系也彻底破裂。
四、孟达的出走，暴露了内部权力的裂缝
孟达的情况，与糜芳、傅士仁并不相同。他不是在城门前临时倒戈，而是在长期的权力摩擦中逐渐脱离蜀汉。
刘备取得汉中后，将孟达派往上庸一带，与刘封共同经营汉中东部。上庸、新城、房陵三郡地处荆州、汉中之间，是蜀汉东部防线的重要节点。这里离成都遥远，交通困难，地方将领拥有很大自主空间。
孟达与刘封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刘封是刘备养子，身份特殊，孟达则是后来归附的将领。两人在军政事务上发生冲突，孟达感到自己受到压制。关羽围攻襄樊时，曾向上庸方面请求援军，刘封、孟达没有及时出兵相助，关羽的处境由此更加艰难。
刘备后来处死刘封，原因包括拒援关羽、侵夺孟达部曲以及对成都政权的潜在威胁等。孟达则在魏国继续受到重用，后来又曾试图反叛曹魏，最终被司马懿击败杀死。这个结局很有意味：一个习惯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寻找位置的人，未必能真正获得任何一方的长期信任。
孟达事件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不是他有没有怨气，而是蜀汉没有及时处理好远方将领之间的权责关系。刘备集团依靠个人威望维系各地，能够在创业阶段迅速聚拢力量，却很难保证所有将领在局势恶化时仍然步调一致。
五、五个人的选择，为何会形成同一种后果
糜芳、傅士仁、孟达、蒋舒、马邈并不是同一类人。
糜芳和傅士仁面对的是荆州后方突袭，孟达陷入的是地方将领之间的权力冲突，蒋舒与马邈面对的则是263年魏军压境时的存亡抉择。他们的身份、处境和时间都不一样，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恰好位于蜀汉防务的薄弱接缝处。
有人掌握南郡，有人守着公安；有人控制上庸三郡，有人把持阳安关和江油。蜀汉的版图本就狭长，益州与汉中之间道路艰险，地方守将一旦不再服从，中央很难迅速替换。军事体系越依赖个人，个人的动摇就越容易变成整条防线的坍塌。
这也是五人不能被放在同一把尺子上简单比较的原因。傅士仁和糜芳的投降，直接加速了荆州沦陷；孟达的出走，让曹魏获得了东部通道；蒋舒和马邈则分别让魏军突破关隘、获得补给。就结果而言，他们都伤害了蜀汉；就动机而言，史料并不足以证明每个人都是经过周密谋划的阴谋家。
更大的问题在蜀汉自身。219年失荆州后，蜀汉失去东向发展的支点；夷陵之战后，国力和将领体系进一步受损；诸葛亮北伐虽然多次取得局部战果，却没有改变人口、粮运和兵力上的长期劣势。到了姜维北伐时期，蜀汉军队仍能作战，却越来越难以承受持久消耗。
263年魏军伐蜀时，钟会正面牵制姜维，邓艾突然穿越阴平。蜀汉若各处守军能够坚守，魏军未必如此迅速；但阳安关和江油连续失守，使魏军从局部突破变成纵深推进。外部强敌的压力，碰上内部防线的松动，结果便不再是某一座城的得失，而是政权整体失去回旋余地。
若一定要问五人中谁最难以宽宥，答案其实取决于观察角度。糜芳、傅士仁让关羽失去后方，孟达把地方矛盾带入国家危局，蒋舒和马邈则在蜀汉最后一战中放弃关隘。单论直接后果，蒋舒与马邈的投降最接近蜀汉灭亡；若论长远影响，糜芳、傅士仁造成的荆州失守，改变了蜀汉此后几十年的战略格局。
历史并没有留下他们投降时的完整内心独白，只留下城池易手、军队转向和政权覆亡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这五个人既是蜀汉崩溃的参与者，也是那套脆弱防务体系最刺眼的裂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