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活鱼的价格是四五千文，约合二两白银，相当于一个绿营马兵一个月的军饷。而这样的活鱼，宴席上每桌一条。
除此以外，宴席必备燕窝烧烤、鱼翅海参、鼓唱戏班，每年无论冬夏，都要折腾到凌晨一点左右，众人方才散场。
这就是晚清陕西官场的宴席标准，每次花费在二百两白银以上。
二百两，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它不是哪个官员自掏腰包，而是陕西督粮道利用征收军粮的盈余，给整个陕西官场支付的。
可以说，陕西督粮道就是陕西官场的小金库，并通过这种特定的作用，成为了整个陕西官场的枢纽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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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正月，守孝期满的前山西朔平知府、福建汀漳龙道张集馨，奉旨补授陕西督粮道，正四品，负责西安驻防八旗和绿营的军粮征收、存放，并兼管西安府、乾州、鄜州的地方政务。
临行前，道光皇帝叮嘱张集馨，说：
“汝操守闻甚好，今此去更要坚持，老而弥笃，人臣所以励晚节也。”
好好工作，不要辜负朕对你的期望。
张集馨答：“谨遵圣训。”
然而，张集馨辞别道光皇帝以后，转身就回归官场行列，开始了常规应酬。
那时，张集馨在京城住了四个月，盘缠已经不多，为了筹措迎来送往的经费，他便以月息九厘的代价向广东洋行借贷九千两、向山西商人借贷五千两、并向三位同僚借了两千两，再加上自己的一千两积蓄，合计凑了一万七千两。
随后，张集馨把这笔巨款分别送到相关官员的府上，和他们告别辞行。
此事，称为别敬。
以张集馨的俸禄来说，他是不可能有这么多钱的，也根本不可能还上这笔钱，那为什么京城同僚敢收、洋行和商人敢借呢？
因为，陕西督粮道是众所周知的肥缺。
根据晚清的官员职责划分，陕西督粮道管着两座仓库，每年法定征收米、豆、麦将近二十万石，发给驻防八旗和绿营的军粮，每年是十九余万石，收支大抵平衡。
但问题是，陕西督粮道征收的是实物，而非白银。
这样一来，每次征收的时候，只要每石实物军粮多征收一小把，累计起来，便是常规赋税难以企及的巨大数目。
所谓的肥缺，肥就肥在这一小把军粮上。
张集馨自己都说：
“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
据晚清官场的估算，陕西督粮道一年盈余的军粮，折合成白银，能有三四十万两左右，但张集馨说，没有这么多，只有六万多两而已。
不论如何，陕西督粮道都是人所共知的摇钱树，京城同僚敢收张集馨的礼物，看中的就是他的筹款能力，洋行和商人敢借钱给张集馨，看中的是他的还款能力。
道光皇帝以为张集馨是去管粮，整个官场却知道，张集馨是去管钱。
共识，便是信用。
因此，张集馨还没离京，陕西督粮道这一官职，就变现了一万六千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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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官场知道陕西督粮道是肥缺，陕西官场同样知道，所以张集馨到陕西赴任以后，仍然要到处送钱。
收钱的，正是那些能给陕西督粮道制造麻烦的人。
西安驻防八旗，每月要用八天时间到仓库领米，每到这时，旗营的武官便带着兵丁前来现场监督，防止放米的人以次充好。而随着旗营武官和兵丁的到来，陕西督粮道就得准备一桌丰盛酒席，送到仓库，供他们享用。
一旦怠慢，他们就要找茬，阻碍放米的正常流程。
大部分时候，旗营武官有一桌酒席就满足了，可有些桀骜不驯的旗营武官，会对米的质量百般挑剔，这时，非得管仓库的人极力劝慰，才能平息事态。
这些旗营武官的百般挑剔，其实就是借口要钱。
而所谓的极力劝慰，无非是趁机塞钱。
吃拿卡要四个字，在前来领米的旗营武官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小鬼难缠，阎王也不好应付。
驻防八旗的最高统帅是西安将军，见到基层的旗营武官都能从陕西督粮道要钱，堂堂将军要是没有，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如果西安将军都能分享一份钱，那和西安将军品级差不多的其他陕西官员，不给的话，是不是说不过去？
于是，陕西官场就出现了一份价格明确的礼单——
西安将军的三节两寿（春节、端午、中秋和将军、夫人的生日），每次送银八百两以及表礼（衣料）、水礼（食物）各八份。
两位副都统，每人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份。
八位协领，每人每节送银二十两，白米四石。
陕西巡抚是按季节送，每季送银一千三百两，三节两寿只送表礼和水礼即可。
驻防兰州的陕甘总督，每年送三次，每次一千两。
仅仅是这份礼单，陕西督粮道每年要送出的白银，便有一万四千两左右，再加上不便折价统计的表礼和水礼，价格只会更高。除此以外，陕西督粮道还要给京官赠送冰敬、炭敬。
各种礼物和孝敬估算下来，每年应该不少于两万两。
可以说，谁能管理陕西督粮道、谁能给陕西督粮道制造问题，陕西督粮道就得给谁送银子，而通过这种银钱往来，陕西和京城官场便实现了利润分肥，有钱大家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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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陕西督粮道往出送银子，只是张集馨等在任官员应尽的义务，陕西督粮道这一职位应尽的义务，并没有算在里面。
那陕西督粮道这一职位应尽什么义务呢？
做为陕西官场的小金库，提供公款开支。
西安是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朝廷使者到新疆、西藏、甘肃、四川等西部地区宣旨都要经过西安，西部地区的官员回朝或边疆部族的首领进京朝拜，也要经过西安。
因此，迎来送往便是西安的一项重大开销。
每当东南西北的过客到了西安，张集馨就得代表陕西督粮道，跟随将军、巡抚等地方大员到官厅迎接，同时还要写请帖、备宴席、请戏班，准备晚上给过客们接风洗尘。
一次宴席，必须具备——
两个戏班。
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
上席有燕窝烧烤，价值四五千钱的活鱼一条。
中席有鱼翅海参，以及白鳝、鹿尾等贵重食材。
统计下来，一次宴席的消费都在两百两以上， 名义上是将军或巡抚请客，实际却是陕西督粮道买单。
而按照张集馨的说法，这种招待宴席，几乎是“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无日无之”，非常频繁。
除了招待往来过客，陕西督粮道还要为陕西官场的聚会买单。
每年的春秋年节，张集馨都要置办丰盛的酒席，请西安将军、副都统、陕西巡抚、司道府县官员大聚一次。然后，还要再请八旗协领、绿营参将和游击们再聚一次。
这是节日期间，那没有节日呢？
也有。
如果十天半月没有过客来西安，便节约了一笔招待费用，这时，张集馨便要给陕西布政使、按察使、盐道官员发请帖，请他们小聚一番。
不如此做，便是张集馨不懂人情世故。
这样做了，同僚情谊才能越来越深。
可以说，陕西督粮道就是陕西官场的小金库，它用一个衙门的钱，喂饱全省的官、办了全省的事，并给陕西的所有官员，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
可即便如此，陕西督粮道的年度财政盈余，仍然花不完。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写道：
“腊月，遣家人进京，馈送炭敬，又会还汪衡甫、江翊云及龙兰簃各处借项。在晋起身赴闽，曾借西商利债，今持票来取，而年终支用浩繁，幸尽力凑还，得了前此首尾。”
赴任陕西督粮道不到一年，张集馨就把离京时借的银子，以及从山西赴任福建时借的四千两，基本都还清了。
换句话说，陕西督粮道的一年任期，张集馨一人就捞了将近两万两。
可见，陕西督粮道这个肥缺，是真的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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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肥缺，那就必然有激烈的竞争，唯有在竞争中胜出，才能多分一些利益。
第一方是巡抚。
陕西督粮道出现空缺，基本是陕西巡抚先派人代理，再等待朝廷任命。这段时间，陕西巡抚便拿到了陕西官场小金库的钥匙，得到这笔海量资金的绝对支配权。
而那些想趁机捞一笔的人，不仅要事先给陕西巡抚送礼，代理官职以后，也要对他感恩戴德，从此言听计从，追随左右。
因此，张集馨就说：“中丞每以委署粮道为市恩。”
第二方是陕西官场同僚。
陕西督粮道不仅能自己捞钱，发家致富，还能利用职务之便结交方方面面的官员，为日后的升迁铺垫人脉基础。因此，陕西督粮道一职，始终是陕西官场众人激烈争夺的对象。
张集馨在任时，陕西的盐道就对此虎视眈眈。
第三方是西安将军和都统等人。
他们不能直接兼任陕西督粮道，但又希望得到更多的利益，于是他们便以势压人，经常推荐家人到衙门或仓库当差，然后按照官场潜规则来分润银子。
第四方是管仓库的人。
既然陕西督粮道是肥缺，那么在水涨船高之下，他麾下的书吏、库管也能借机谋取一些利益，所以这些基层工作人员，也是常人眼里难以企及的美差。
总的来说，所有人都想从陕西督粮道分享利润，但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么做的代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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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在仓库里。
陕西督粮道的两座仓库，米、麦等细粮是驻防八旗和绿营的口粮，豆类粗粮是各营的马料。但经过陕西官场的常年挥霍，细粮储备大为减少，亏空非常严重。
这样的结果，整个陕西官场都是知道的，因为和自己没有直接责任，便没有人为此负责。
历任陕西督粮道没有办法，便想出了“粗粮顶替细粮”的方案，这样一来，尽管亏空仍在，但仓库存粮的账面数量是没有问题了。
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就看在谁的任期内暴雷。
一旦暴雷，罪名只会由陕西督粮道一人承担，那些收受孝敬、花费公款的陕西官员们，不会为此受到半分牵连。
但，张集馨的运气不错。
他上任时，两座仓库里有七万石细粮的亏空，超过一年征收军粮数额的三分之一，他还担心给历任陕西督粮道背锅，酿成一场大案。结果就在张集馨做陕西督粮道的那一年，陕西出现米麦丰收、豆类歉收的奇景。
这样一来，米麦等细粮的价格贬值，豆类粗粮的价格反而升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驻防八旗和绿营官员为了谋利，领口粮的时候情愿领豆类粗粮，而不愿领米麦细粮。
张集馨见状，随即将囤积过剩的豆类粗粮全部放出，并利用市价较低的优势，大量征收米麦细粮，一举填平了两座仓库的亏空。
问题在于，张集馨能利用天灾弥补人祸，可人祸常有而天灾不常有。
下一任陕西督粮道接管时，没有类似的天灾来助他填补亏空，他该怎么办？
下下一任呢？
可以说，在晚清那种陈陈相因的社会环境中，陕西官场和陕西督粮道衙门，早已丧失了自我纠错的能力。
偶尔一次反弹，充其量是回光返照，而非常态。
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官场生态，张集馨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在陕西督粮道衙门里挂了一副对联：
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千言万语其实就一句话，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