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南京一处旧军政机关内，郭汝瑰面对一张从台湾辗转传来的照片，许久没有说话。照片上的吴石身着囚衣，神情仍然沉静。郭汝瑰把照片放在桌边，茶水凉了，手里的烟也烧到了尽头。
这不是普通的旧照。几个月前，吴石还是国民党军界能够接触重要军务的高级将领；此时，他已经被押往台北刑场。郭汝瑰与吴石并无直接交往，却都曾处在国民党军事系统的关键位置，也都以各自方式向中共方面提供过重要情报。
郭汝瑰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按照组织安排进入国民党军队内部。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期间，他曾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能够接触作战部署、兵力调动等核心材料。淮海战役前后，一些重要军事信息经由他设法传递出去，对解放军判断国民党军动向起到过作用。
吴石的经历有所不同。他长期任职于国民党军政机关，担任过国防部参谋次长。1947年以后，他通过何遂等人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陆续提供台湾军事部署和防务资料。由于双方没有公开往来，郭汝瑰只能从情报内容、传递渠道和人物处境中推测，这位代号“密使一号”的人，很可能就是吴石。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吴石奉命赴台。这个决定带有很强的军事责任色彩，因为他掌握着岛内防务资料，也清楚台湾军队的部署情况。有人曾提醒他，台湾局势复杂，留下未必安全。吴石没有退缩，还是带着职务和任务登上了海峡对岸。
真正击穿这条隐秘联络线的，并不是一次正面搜捕，而是一份出境申请。1950年初，台湾地下组织成员蔡孝乾被捕后曾经逃脱。按隐蔽工作的常理，脱险之后必须迅速转移，切断旧有关系，可他没有完全这样做。后来，他又因马雯鹃办理出境手续一事，请吴石方面出面协助。
吴石或许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手续，会留下可供追查的笔迹、名片和档案。蔡孝乾再次被捕后，相关人员很快被逐一供出。办证材料成为突破口，聂曦受到牵连，调查人员随即查到吴石。搜查中，隐藏的微缩胶卷和军事资料也被发现，案件由此迅速扩大。
这里还要厘清一件常被混在一起的事实。朱枫负责接收吴石方面传出的情报，她在舟山沈家门被捕后，身上查获了尚未送出的微缩胶卷。朱枫的暴露，主要与蔡孝乾叛变后泄露联络关系有关，并不能简单说成是吴石办理出境手续直接造成的结果。不同案件之间有联系，却不能混为一谈。
吴石被捕后遭受严刑审讯。面对反复逼问，他始终没有供出更多人员。据有关记载，他只承认自己承担的责任，留下“自己做事自己当”的意思。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在台北被处决。临刑前，吴石给家人留下书信，劝慰家人不必过度悲伤。
郭汝瑰看着照片，想到的并非单纯的英雄悲歌，而是隐蔽工作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漏洞。他自己也曾长期处在危险之中。杜聿明一度怀疑他与中共方面有联系，甚至向蒋介石反映，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形成直接处置。郭汝瑰后来能够安全转到人民政权一边，靠的不是侥幸，而是对接触方式、文件处理和家属安置都保持高度谨慎。
“不能有侥幸。”这句话，他曾对身边人说过。
所以，当他把照片推回桌面时，才低声留下那句“失在侥幸”。这不是对吴石个人的苛责，吴石并非因胆怯而失败，朱枫也不是因为缺少信念而牺牲。问题出在隐蔽战线的一个环节出现松动，最终让敌人找到了入口。
1973年，吴石等人的身份和贡献得到进一步确认，相关方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郭汝瑰当时已在军事院校任教，曾在讲授情报工作时谈到这段往事。他没有展开描述审讯细节，只提醒学生，秘密工作最怕的不是大风大浪，而是“以为这一次不会出事”。
一张出境申请，一处没有及时转移的住址，一名被留下的联络人，都可能让多年经营的关系暴露。吴石留下的资料曾经发挥作用，但他的生命也停在了那条尚未完成的联络线上。郭汝瑰面对照片默坐良久，真正惋惜的，正是这几乎可以避免、却终究没有避开的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