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天，无锡，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第27军军长尤太忠，对方没有谈公事，只说许世友请他到无锡见面。天气闷热，军务又忙，肖永银本想推辞，可听出话里有话，还是立即动身。
尤太忠亲自把他接到许世友住处。许世友见面后，先谈起部队秩序，反复叮嘱：“一定要把部队稳住。”话说得很重，神情却没有完全展开。过了一会儿，他像是随口一问：“陶勇的几个孩子，现在怎么办？”
这句话看似平常，分量却不轻。肖永银当即明白，许世友真正担心的，不是一次普通的安置问题，而是几个失去父母庇护的孩子，能不能平安留下来。
陶勇是华东战场上的著名战将，原名张道庸，安徽霍邱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进入红军队伍。红军时期，他从基层军官做起，长期在战斗一线磨炼，后来成为新四军的重要将领。
抗日战争时期，陶勇在新四军中任职。1940年黄桥战役，是他军事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战。当时韩德勤部集中三万多人进攻黄桥，新四军参战兵力处于明显劣势。粟裕采取诱敌深入、分割歼击的办法，最终扭转了战局。
战斗最紧张时，陶勇亲临前沿指挥，据战地回忆，他曾脱去上衣，骑马冲向阵地，以行动带动部队。粟裕由此称他为“拼命三郎”。这个称呼并非单纯夸奖勇猛，更说明陶勇善于在危急时刻稳定军心。
解放战争中，陶勇长期在粟裕麾下作战，与叶飞、王必成并称华东野战部队的几员悍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战事中，他都承担过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陶勇转入海军工作，曾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并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然而，1967年1月21日，陶勇在上海意外离世，年仅五十三岁。对于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许世友十分痛惜。更让老战友们放不下的，是陶勇留下的三个孩子。
陶勇的妻子朱岚同样参加过革命。两人1941年相识，随后结为夫妻，共同生活二十多年。陶勇去世后，家庭失去支柱，孩子们处境艰难。朱岚后来也在同年离世，时间相隔约七个月，家中的困难更加突出。
许世友没有直接出面安排，而是先让尤太忠把孩子们接到身边照料。尤太忠、肖永银和许世友都来自红四方面军系统，彼此从战争年代就有交情。许世友绕了一道弯找肖永银，正是因为知道这位老部下办事果断，也能承担责任。
肖永银听完，只回答了一个字：“好。”
他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进部队，先接受管理和训练。那个年代，不少老干部、老将领的子女都面临类似处境，有些家庭甚至连基本照料都难以保证。消息传开后，陆续有人把孩子送到南京军区装甲兵系统。
人数一多，问题便不再是照顾几个人那么简单。肖永银曾提出，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子弟，只要符合条件，就安排入伍；年龄尚小的，先由部队收留培养。装甲兵营里因此出现了一批年纪偏小的“娃娃兵”。
这件事不能公开张扬。为避免受到冲击，肖永银决定把孩子们转移到长江以北的装甲兵训练基地。调船时，有关部门以非军事任务为由不予批准。肖永银据理力争：“当年打仗没有船，也能过江。”随后，他设法找到两条木船，把孩子们送往训练基地。
第二天，有人到军区查找孩子，扑了个空，便把情况逐级上报。周恩来得知后，亲自打电话询问。肖永银没有回避，坦率说明了缘由：“这些是烈士和老干部的后代，不能说送走就送走。”
周恩来听完，没有继续追问。这个处理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原则和现实之间常有一道窄缝，真正承担压力的人，必须既守住底线，又找到可执行的办法。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总参有关部门要求重新核查，符合条件的留下，不符合条件的退回。面对压力，肖永银没有简单对抗，而是抓住了“符合条件”几个字。他对参谋长说：“那就把他们都训练到合格。”
部队随即制定训练、学习和考核办法，把孩子们分批管理，逐项提高文化、体能和军事素质。上报材料中，人数、考核成绩、政治表现都写得清清楚楚。标准摆在纸面上，程序走得完整，想再以年龄为由全部清退，也就失去了依据。
这场安排，表面看是肖永银保护了几百名孩子，背后却是老一代军人对“后代不能无人照管”的执着。许世友没有长篇解释，只用一句看似随意的话提出问题；肖永银也没有讲大道理，而是把一句“好”变成了具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