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晚上十点半,银幕上的人还在跑,最后一排空着六个位子。

一九九二年,县城东街的录像厅一间大屋子,前头挂一块白布当银幕,屋里三十六张折叠椅,分四排,最后一排靠墙。票价一场五毛,通宵一块五。放映机架在屋子后头那个小间里,门常年半开着,为了散热,也是为了屋里的人能听见机子的声音。

乔长顺在这儿守夜,六十岁,看场、检票、散场扫地,九年。他的右耳背,别人跟他说话得凑到左边。耳朵是常年贴着放映机坐坏的,机子一响,他那只耳朵就嗡嗡的。

加代是那天晚上来的,进门买了张票。

“五毛。”检票的人说,“后头有位子自己找。”

加代一直走到最后一排,站在靠墙那个位子边上。

乔长顺正蹲在墙根扫瓜子壳。他抬起头,看了两眼,站起来。

“你是那个连看三夜的小子。”

“一九八八年冬天。”加代说,“我在县城没住处。”

“那你三夜我可记着。”乔长顺把扫帚往墙上一靠,“头一夜你买票进来,看到散场不走,我说你没地方去就睡最后那排。第二夜我给你带了个馒头。第三夜天冷,我把身上那件褂子脱下来给你盖上,蓝的,左肩上有块补丁。”

“那褂子后来呢。”

“洗了三水,补丁脱了线,我拆了当抹布。”乔长顺说,“抹布还在,就在后头水盆边上搭着。”

“我这回过来办事,能在县城待几天。”

“待几天你就来看几场。”乔长顺说,“我这儿通宵的场次夜里没人管,你要是想坐,坐到天亮也行。”

加代从那天起,一连六个晚上都来。他每晚买一张票,坐到最后一排靠墙那个位子上,散场了也不急着走,等乔长顺把四排座位底下扫完,再一起出门。

第二晚他带来一床旧棉被,铺在最里头那张椅子上。

“被子你拿回去。”乔长顺说。

“您守夜坐到半夜,腿凉。”

“我坐了九年,腿上自带一层老皮。”乔长顺说,“你要真过意不去,散场以后帮我抬一回机子上的带子。”

“带子沉。”

“三本,一本二斤半。”乔长顺说,“我这只耳朵听不准机子的响,手上得有个底。”

那件褂子的事,加代后来又提了一句。

“您那件褂子,我记了四年。”

“一件褂子,值当记。”

“记的不是褂子。”

乔长顺把扫帚在手里转了一圈。

“你这个人,话少。”他说,“话少的人欠的情都重。”

“那三夜我睡在第三排和第四排中间那块空地上。”加代说。

“我记得。”乔长顺说,“你夜里翻身压着椅子腿,响一回我就醒一回。第二天你起得比我早,把四排椅子都摆齐了。”

“摆齐了才敢出门。”

“那阵子我就想,这人要是留在县城,能是个稳当人。”乔长顺把瓜子壳往墙角推了推,“后来你走了。”

“我走了四年。”

裴三桂是第二天晚上来的。他三十二岁,穿一件皮夹克,手上戴着一串钥匙,是二老板雇来看场子的头目,管检票、管放片、管屋里屋外的杂事。这场子是大老板置下的,二老板出钱包了两年,从今年七月起,屋里的事都过裴三桂的手。

他进门先看票箱,又走到最后一排,拿脚踢了踢墙根那把折叠椅。椅子是铁的架子,帆布的座面,座面上缝过三回,是乔长顺自己缝的。

“这椅子谁搁这儿的。”

“我的。”乔长顺说。

“往后屋里不留闲人。”裴三桂说,“今晚上是你最后一班,明天不用来了。”

“守夜的活谁干。”

“谁都能干。”裴三桂说,“守夜的也值当留?”

厅里坐着二十来个人,前排有人回过头来。银幕上响着片子里的动静,屋里的人还是听清了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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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长顺站在最后一排的墙根,两只手垂着。他右手还捏着扫帚,扫帚头上挂着两片瓜子壳。

“我在这屋里守了九年。”

“九年也一样。”裴三桂说。

加代坐在最后一排,身上还搭着一件外套。

“这位是。”

“裴三桂。”那人说,“这场子我看场子。”

“这把椅子碍着谁了。”

“你耳朵背,听不见老板说话,是吧。”裴三桂说,“那就别听了。”

放映机在小间里响,机子的声音从后头压过来。加代第一遍没听真,先当是说乔长顺的,等他把后半句在心里过了一遍,才听出来这话是冲着自己来的。他没有还嘴,也没有站起来。

“这位是我朋友。”乔长顺把扫帚搁在墙边。

“朋友也买票。”裴三桂说,“买了票就看片,看完就走。”

“明晚我再来。”加代说。

“可以。”裴三桂说,“进门买票,五毛。”

那天散场是十一点四十。人走完了,乔长顺拿手电把四排座位底下扫了一遍。手电的光贴着地面走,扫到第三排,他捡出一只手套,扫到最后一排,捡出一串自行车钥匙。

他把这两样东西摆在窗台上,摆在灯底下,等人来认。

“这东西你往这儿摆,人家来问才找得着。”他对加代说,“我一晚上能捡三四样。”

“您摆了多少年了。”

“九年。”乔长顺说,“窗台是我的本子,谁丢了什么,我心里有数。”

“手电用了几年。”

“这把三年。”乔长顺说,“前头那把掉进座位缝里了,到现在还卡在里头。手电得握得住,光才照得准,光照不准,东西就漏在底下。”

第三天晚上散场以后,那把椅子不见了。

乔长顺找了一圈,最后在街上找着了。椅子搁在巷口的垃圾堆边上,座面朝下,铁的架子压在一堆煤灰上。他站在那儿看了两分钟,没搬,回来把墙根扫干净了。

“椅子呢。”加代问。

“人家扔的。”

“我给您搬回来。”

“别搬。”乔长顺说,“搬回来明天还扔。”

第四天上午,加代还是把那把椅子搬了回来。垃圾堆边上全是煤灰和水,椅子腿陷进泥里,他一只手提着椅背拽出来,另一只手把座面上的煤灰拍掉,用袖子把铁架子上的泥擦了两把。他扛着椅子穿过半条街,进了录像厅,把椅子放回最后一排的墙根。三十六张椅子,最后这一张离墙半尺,是乔长顺平时坐的那张。

“你搬它干什么。”乔长顺说。

“您那把椅子在屋里,屋里才算个屋子。”

“屋里不缺我这一把椅子。”

第四天晚上,加代坐到散场。

“你那六个晚上,别来了。”乔长顺说。

“怎么了。”

“你坐着,就是替我在人前站着。”乔长顺说,“我一辈子的活都在这屋里,扫地、检票、守夜、散场了拿手电扫一遍。你要是替我出头,明天这屋里有我没我都一样,人家记住的是我拉了个外人进来闹。”

“椅子是您的。”

“椅子也是场子的椅子。”乔长顺说,“我九年没跟谁红过脸。他二老板包的场子,他雇的人管,我一个守夜的,你让我怎么办。”

“您什么都不用办。”加代说,“我坐着就行。”

“你坐着,我心里不踏实。”乔长顺说,“你在最后那排坐了六个晚上,头几天人家当你是来看片的,坐到一个礼拜,人家就知道你是替谁坐的了。”

“我不怕人知道。”

“我怕。”乔长顺说,“这屋里三十六张椅子,我一张一张擦过九年。你要是把它弄成个讲理的地方,我这把椅子明天就得挪出去。看完今晚,别来了。”

第五天下午,加代还是来了,来的早,屋里还没开场。

“裴师傅。”

“说。”

“那把椅子碍着谁了。”

“碍我眼。”裴三桂说。

“摆回墙根,您看不见。”

“墙根也是屋里的地方。”裴三桂说,“这屋里的地方,我说了算。”

“那我找二老板说。”

“你去。”裴三桂说,“这场子我看了三个月,我要的不是钱,是这屋里我说了算。”

“钱您也可以要。”加代说。

“钱我照拿。”裴三桂说,“椅子也照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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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代去了。二老板不在县城,马三打听着了他那个合伙人,那人管着一条街上的两间铺子,下午在自家铺子里坐着。

“裴三桂换人,是二老板的意思。”那人说,“我不管这一段。”

“你不管,谁管。”

“大老板管置下的房子,二老板管两年。屋里的事归二老板,二老板的事归他派来的人。”那人说,“我一个合伙人,插不上手。”

加代回来的路上,天已经黑了。他进了录像厅,屋里刚开场。

开场前,裴三桂把放映室门上的锁换了一把新的。他把新钥匙在手上颠了两下,当着屋里二十来个人的面,把钥匙串挂在自己的腰上。

“往后守夜的不用进场。”他说,“这间屋子的门,我锁。”

“里头的机子谁管。”

“我带来的人管。”裴三桂说,“二十岁,脑子比六十岁的快。”

“带子上错了怎么办。”

“上错了退票。”裴三桂说,“五毛钱的事。”

屋里有人笑了一声。

那天放的是三本带子接起来的一部片子。放片的那个小子姓什么没人知道,瘦,眼睛小,上盘的时候把三本带子的顺序拿反了,第二本接在头一本前头。片子里的人明明上了楼,下一幕又回到楼下,屋里的人开始拍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