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北京，颜金生接到调令时，身份仍是军队正军职干部。与他一同转入文化部的，还有南京军区政委肖望东。对一名长期在部队工作的将领来说，这次调动并非普通岗位交流，而是军队干部进入国家机关的一次特殊安排。
颜金生出身红二方面军。部队到达西北后，他长期在这一地区工作，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队建设。相比一些很快进入大军区领导班子的将领，他的职务变化并不算快，却始终处在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岗位。
1952年，颜金生调任西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司令兼政治委员，明确为正军职。那时，炮兵建设正处于调整阶段，既要完成部队整编，也要解决干部、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衔接问题。司令兼政委，意味着他既要抓军事，也要抓政治。
1955年，西北军区撤销，原军区炮兵司令部改为炮兵处，机构规格随之发生变化。颜金生没有继续留在原来的炮兵系统，而是转任第一军政治委员，与唐金龙搭档。两人共同工作九年，直到1964年才出现新的调动。
这次变化的背景，是当时中央推动国家机关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部队抽调军职干部到地方和中央部门，并不是简单地“离开军队”，而是希望把军队中形成的政治工作经验带入国家机关。文化部也因此设立政治部，由具有军队工作经验的干部参与管理。
颜金生在文化部任副部长，同时兼任政治部主任，分管电影工作。文化部门设置政治部，放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中并不难理解。那一阶段，国家机关普遍重视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政治部承担干部管理、思想工作以及组织协调等事务。
有意思的是，颜金生此前一直在部队担任重要职务，转入文化部后，行政级别并没有简单下降，但工作领域已经完全改变。军队中的指挥关系，变成了国家机关中的部门分工；面对的也不再是一个军，而是文化系统中的多项业务。
1970年，颜金生重新回到军队序列，被安排担任陕西省委常委兼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主管国防工业。这一职务名义上属于省军区主要领导岗位，但具体分工被限定在国防工业方面，和通常意义上主持省军区全面工作的政治委员并不完全相同。
也正因为如此，这成为他经历的第一次“高职低配”。职务层级不低，实际权限却相对集中于某一领域。对长期担任军队主官的干部而言，这种安排往往意味着组织上仍然重视其经验，同时又根据地区和工作的实际需要，对职责作出限制。
1975年，颜金生调任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重新进入大军区领导层。新疆地域辽阔，边防任务和部队管理都很复杂，副政委的岗位责任并不轻。但从他1952年担任正军职算起，二十多年间才进入大军区副职，晋升节奏确实比许多同级干部缓慢。
1977年，颜金生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开始主管全军干部任免工作。这是军队组织部门中的关键岗位，涉及干部考核、调配和使用。只是任职不久，他因身体原因病倒，随后免去干部部部长职务，改为分管群众工作和联络工作。
1982年，总政治部对分工再次调整，颜金生转而负责保卫部、军事检察院和军事法院等方面的工作。职务仍是总政治部副主任，但具体职责已经由干部工作转向军队法纪和安全保卫领域，变化相当明显。
1985年，军队领导机构和干部队伍进行调整，年轻化趋势更加突出。颜金生因身体状况等原因，不再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改任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原本的副主任岗位被其他干部接替，他的行政位置再次出现“高职低配”的特点。
军队纪律检查机构的设置，也经历过反复调整。1955年，解放军监察委员会成立；1966年以后，相关监察机构一度停止工作；1978年重新恢复，1980年正式成立解放军纪律检查委员会。到1985年，军队纪检系统进一步完善，颜金生转任副书记，承担的是监督执纪方面的职责。
这个岗位级别看似低于总政治部副主任，却并非无关紧要。军队纪律建设、案件审查和监督制度，都需要熟悉部队政治工作的老干部参与。颜金生从主官岗位转向监督岗位，既有身体因素，也与军队机构调整和干部结构变化有关。
1987年，军队领导班子调整，颜金生从军队现职岗位退下，转到人大常委会履职。他的军旅经历由此告一段落：从西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到第一军政治委员；从文化部副部长，再回到陕西和新疆；从总政治部副主任，到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职务变化始终伴随着时代与机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