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5日，河北阜平烈士陵园，58岁的万延祯捧着一张旧照片，站在一座墓碑前许久没有说话。照片上的人，是他寻找了半个多世纪的父亲赫光。那天，他终于低声喊道：“爸爸，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叫您。”
这一声称呼，来得太晚。赫光牺牲时，万延祯还未出生；等儿子长大，父亲的姓名、籍贯和遗骨，又被战争与岁月遮住。对万延祯而言，寻父并不是一次祭扫，而是一段持续数十年的查证。
赫光原名万锡绂，1902年出生于甘肃固原万家堡子。这里高墙深院，家境较为殷实，但他没有把读书只当成改变个人命运的途径。青年时期，他进入平凉陇东公立中学堂学习，后来考入洛阳讲武堂。
军校里的赫光，既学习军事，也接触了进步思想。他读过《共产党宣言》等书，开始思考军阀混战、民众困苦的根源。毕业后，他曾在吴佩孚部队任职，担任过机枪连连长、迫击炮营营长，亲眼见过军队内部的倾轧和底层士兵的艰难。
1924年回乡后，固原灾后凋敝，匪患严重。有人赶着毛驴贩运煤炭，半路便被抢走牲口，甚至被剥去衣物。赫光拿起父亲收藏的手枪，为乡亲护送货物。那一刻，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安稳的军人。
1925年，他告别父母和怀孕的妻子，离开万家堡子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后，凭借军事经历，他被安排从事兵运工作。这个选择意味着，他很可能再也无法过普通人的生活。
1926年以后，赫光进入高桂滋部队开展秘密工作。他利用军职掩护，发展党员，传播进步思想。到1931年，部队中已有数十名党员，一些人还掌握着连排一级的实际指挥权。
当时，蒋介石不断压缩杂牌部队的生存空间，军饷拖欠，士兵缺衣少粮，军营中怨声四起。山西党组织判断，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发动兵变，组建一支真正由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1931年7月4日晚，平定兵变原定在午夜发动。由于有人泄密，敌军提前加强戒备，赫光当机立断，将行动提前。枪声响起后，起义部队突破包围，约1100人撤出平定。
随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成立，赫光任军长，窦宗融任副军长，谷雄一任政治委员。部队转入阜平后，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开仓分粮，并推动建立阜平县苏维埃政府。这些举动让当地百姓看到了不同于旧军队的作风，也使敌方迅速感到威胁。
危险很快逼近。敌军假借改编之名，诱骗红二十四军前去接洽。1931年8月11日，赫光带着刘子祥和几名战士前往法华村。刚进入村庄，他便发现四周岗哨密布，所谓“军心涣散”不过是诱敌之计。
有人劝他赶紧离开，赫光没有退缩。他面对被蒙蔽的士兵，仍试图讲清红军的主张：“大家原本都是受压迫的人，为什么还要替军阀卖命？”话音未落，敌人突然动手。赫光开枪抵抗，翻墙突围，最终在村中一盘石碾附近中弹牺牲，年仅29岁。
由于战事频繁，赫光的身份长期没有得到准确确认。阜平群众将他的遗体安葬，幸存部队转移后继续坚持斗争。后来，红二十四军部分人员进入陕北，另一些人参加了新的革命武装，而阜平也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区域。
赫光牺牲五个月后，妻子李季芬生下万延祯。直到1938年，母亲才把身世告诉孩子：“你的父亲叫万锡绂，化名赫光，是红二十四军军长。”这句话，成了万延祯关于父亲最早、也是最珍贵的记忆。
1951年，李季芬临终前仍惦记着一件事，希望儿子找到父亲遗骨。万延祯由此开始查访。他写信询问报社和有关部门，也寻找父亲旧部。1957年，他联系到赫光生前战友邢肇棠，终于得到书面证明，确认万锡绂与赫光是同一人。
但证明身份还不够。赫光牺牲地点虽已查明，家乡籍贯却没有可靠凭据。万延祯又根据烈士名录、旧信件和父亲照片，一点点拼接线索。遗憾的是，母亲未能等到结果，1961年便因病去世。
1983年，万延祯在固原有关人员陪同下前往阜平。赫光当年的警卫员顾昌华看到照片后，立即认出了军长。随后，村中老人张承先也证实了赫光遇害前后的经过。多方证言汇合，尘封半个世纪的身份终于被确认。
在烈士陵园墓前，万延祯没有见过父亲的遗容，却第一次有了可以确认的父亲。那天，他把旧照片放在胸前，喊出了那句迟到了52年的称呼。1984年，阜平群众为赫光立碑；同年8月11日，固原方面又在其牺牲纪念日树碑纪念。碑文所记，补上了一个家庭等待多年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