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京城吏部，清廷面对一批新科进士，重新议定他们的去向。殿试名次已经排定，可一张进士出身的凭证，并不等于马上拥有一座县衙。对许多人而言，真正的仕途，恰恰从等待开始。
清代进士选官，常被概括为“一甲入翰林，二甲、三甲分任京官或知县”。这句话并非全错，却把中间最关键的环节省略了。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属于一甲进士的固定安排。二甲、三甲进士则要参加朝考，成绩优异者进入庶常馆学习，成为庶吉士。没有入选者，才进入吏部候选，等待朝廷分配差事。
问题就在这里。
新科进士要经过“候选”，并不意味着吏部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实缺。官职有额数，地方有空缺，只有缺额出现，候选者才有可能被正式任用。名次越靠前，排队越有利，但仍然要等。
顺治年间，清朝各地官府尚在重建，州县空缺较多。那时不少进士取得吏部文凭后，便能直接赴任，起点甚至高于后世。二甲前列可授各部主事，部分三甲进士则分授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或外任知州、推官、知县。
形势很快改变。随着地方官制逐渐完备，能够立即补授的缺额减少。康熙中期以后，候选时间明显拉长，到了康熙晚年，部分新科进士平均要等八九年。一个年轻人在京城守候多年，身份仍只是“候选”，并不罕见。
有意思的是，名义上的“授官”和真正掌握地方权力，并不是一回事。雍正八年以后，内用进士通常要在各部以额外主事身份学习行走，期限为三年。所谓学习行走，可以理解为先在衙门中熟悉政务，尚未完全取得正式官员的独立职权。
外放知县也有类似过程。即用知县抵达省城后，往往要在布政司、按察司衙门学习，熟悉钱粮、刑名、文书和地方行政。三年期满，遇到知县缺出，才可能委署试用。由此可见，“即用”更多表示优先安排，并不是到了地方便立即坐实县令之位。
雍正朝的特殊之处，在于整顿财政和清查亏空带来了大量官缺。怡亲王允祥等主持清查，各地一些州县官因亏空被革职，地方职位随之空出。于是，雍正时期不少候选进士比康熙晚年更快得到任用，平均等待时间也明显缩短。
但空缺只是条件之一，能否落到某个具体县份，还要看督抚是否保举题补。地方水利复杂、治安棘手或钱粮积弊严重的县，往往需要熟悉地方情况的督抚提出人选。吏部负责铨选，却未必了解每个县的实际难处，督抚的意见因此分量很重。
这也给候选进士留下了主动争取的空间。殿试名次决定基本顺序，二甲通常优先于三甲，名次靠前者又排在后面者之前。可是，朝臣和督抚的保举，能够改变原有的等待节奏。有人凭才干获得提携，也有人依靠家世、门生关系取得机会。
经济条件同样会影响进程。清代存在捐纳“本班前用”“遇缺先用”等办法，取得资格后，候选者在补缺时可以提前。道光三十年进士刘毓敏曾捐得“本班前用”，咸丰元年获授安徽歙县知县，前后只隔一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汪赞纶也曾通过海防捐款取得优先资格，后来补授安徽泾县知县。
当然，这类办法并非人人能够承担，也不能保证所有人都顺利坐实。即便取得优先资格，仍要经过地方考察和正式手续。实授知县之前，往往还有委署、试用、考核等关口。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局势又使选官出现变化。一些候选进士被派往军营办理文案、筹措粮饷，或参与地方防务。他们若在军务中立下功劳，再经督抚保举，便可能提前获得知县、知州等职位。
因此，从新科进士到实授知县，短则一两年，长则七八年甚至更久。殿试名次决定起跑位置，官缺数量决定等待长度，督抚保举影响具体落点，而个人能力与家族财力，也可能改变原本漫长的排队次序。清代士子拿到进士功名后，真正进入地方官场，往往还隔着一段不短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