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1日，绥芬河车站，44岁的溥仪和其他伪满战犯一起，被苏联移交给中国政府。三天后，他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编号为981。昔日的皇帝，就这样走进了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
刚入所时，溥仪最放不下的不是饭菜，也不是住处，而是身份。他集合时总站在最前面，洗澡也要抢在众人之前。若有人先下池子，他便不再进去，只用脸盆接水。这个细节看似可笑，背后却是几十年养尊处优留下的惯性。
他从小有人照料，穿衣、穿鞋、开门，几乎都不用亲自动手。进了管理所，门不会自动打开，袜子也没人替他清洗。一次，他站在门口等人，许久无人理会，竟抬脚把门踹开。管理人员没有训斥，只是把这些表现记录下来，按步骤引导他改变。
当时，溥仪的生活待遇并不差。管理所为他提供了相对合适的饮食、医疗和学习条件，并没有故意让他挨饿受冻。问题在于，优待并不等于伺候。所有战犯都要学习、劳动，也都要为自己的日常生活负责。
起初，侍卫李国雄还替他洗衣服。后来李国雄不再动手，溥仪让他帮忙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大家现在身份一样，为什么还要我伺候你？”这句话对溥仪冲击很大。过去一句命令便有人应声，如今连身边人都敢当面拒绝。
生活自理比思想表态更难。溥仪扣不好衣扣，洗衣时忘记关水龙头，剪指甲剪破手，缝袜子又扎伤手指。管理人员只好安排他与亲属一起练习，等他逐渐学会穿衣、洗涤、整理物品，才让他重新独立生活。
劳动也让他吃尽苦头。糊铅笔盒时，他不是把商标贴反，就是把纸盒粘出皱褶。劳动竞赛中，他常常制造废品，连累同组的人。有一次，他终于做出了八个合格品，兴奋得几乎跳起来：“看来我也能学会干活。”
这份高兴，并不只是因为完成了任务。管理所用劳动所得买来糖果，溥仪拿到糖后才意识到，一块小小的糖，也要经过种植、加工和运输，绝非凭空出现。过去，他习惯享用结果，却从未认真想过结果如何产生。
劳动持续下来，他的饭量增加，睡眠改善，胃病也少了。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明白，劳动不是对身份的羞辱，而是普通人生活的基础。皇帝的称号不能替他穿衣、吃饭，更不能替他承担历史责任。
思想上的转折，来自一批东北民众的控诉材料。1955年，管理所将根据伪满档案和调查形成的材料交给战犯阅读。逮捕、监禁、虐待和死亡等数字，冷冰冰地排列在纸上。溥仪发现，许多法令上有自己的签字，自己并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他曾经把认罪看作争取宽大的办法。读完这些材料后，认罪开始有了另一层含义。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既是伪满政权的象征，也是日本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那段时间，他常常失眠，担心自己终生无法离开管理所。
1956年3月，溥仪参加社会参观。出发前，他一直沉默，害怕群众辱骂，更害怕面对曾经受害的人。到了平顶山，他听幸存者讲述1932年日军制造的惨案。方素荣当年只有5岁，身上留下多处伤痕，全家多人遇难。
溥仪低着头听完，没有为自己辩解。方素荣也没有冲上去报复，而是说，个人仇恨不能压过对未来生活的考虑。这样的场面，比单纯的斥责更令溥仪难受。他第一次真切感到，宽恕并不意味着罪行消失，反而会使认罪者更加清楚地面对自己。
参观工厂、农村和居民区时，他还看见了另一种社会秩序。普通工人、农民拥有了过去难以想象的生活安排，自己的亲属也在学习骑车、裁缝和处理公共事务。那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变化，让他意识到，贵族身份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尊严。
管理所里的检举材料，则撕掉了他身上的旧面具。昔日臣属不再称他仁慈、贤明，而是写下他多疑、残酷、虚伪的一面，还列举了虐待下人和孤儿的事实。溥仪看着这些文字，开始反问自己：“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这一次，他没有再用皇帝身份替自己遮掩。侄子、旧臣和弟弟都逐渐把他当作普通战犯相处，有人甚至当面说他“什么也不会”。奇怪的是，溥仪没有像从前那样发怒，因为他已经承认，自己确实缺少独立生活和承担责任的能力。
1956年12月，李玉琴提出离婚。溥仪虽然难过，却没有强行挽留，只说：“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你的痛苦上。”这句话未必高明，却说明他已经开始尊重别人的选择。一个曾经习惯命令别人服从的人，终于学会接受关系中的平等。
1959年9月，国家宣布将对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实行特赦。副所长问他有什么想法，溥仪回答：“我是没有希望的。”在他看来，自己罪责太重，不配获得宽待。可管理人员判断的，正是这种不再自我粉饰的态度。
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宣布特赦。听到“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名字时，他当众落泪。离开抚顺前，他已经能够自己料理生活，参加劳动，也能以普通人的身份思考问题。那张曾经代表皇权的脸，终于不再等待别人替他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