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年秋，鄂州城外，忽必烈大军久攻不下。城墙内的贾似道并非只会躲在朝廷里的权臣，此时的他，确实展现出了相当敏锐的军事判断。
元军曾挖掘地道，准备从城内突然突破。贾似道察觉后，连夜在外城附近修筑夹城。元军冲出地道，反而被困在两道防线之间，宋军弓弩齐发，奇袭部队很快覆没。
这场战事让忽必烈颇为意外。据史料记载，他曾感叹：“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这句话未必是完整原话，却说明当时的贾似道，确有让对手重视的本领。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贾似道不是一个毫无能力的庸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父亲贾涉曾任淮东制置使，姐姐又是宋理宗宠妃。这样的出身，让他很早进入权力中心；而他的机敏、果断和临事决断，又让他不止是一个靠关系升迁的纨绔子弟。
南宋最危险的地方，并不是朝廷没有能人，而是能人一旦失去约束，能力越强，造成的破坏往往越大。
1259年，蒙古大军分路南下。蒙哥亲自进攻四川，忽必烈兵临鄂州，兀良哈台则从云南方向推进。蒙哥在钓鱼城久攻不克，七月间死于军中，死因历来有不同记载，但蒙古西路攻势由此受阻。
忽必烈本想继续攻打鄂州。贾似道看出蒙古内部需要处理汗位继承，秘密派宋京前往议和，口头承诺南宋每年输送银、绢各二十万。这个条件未必真正落实，却给忽必烈撤军提供了台阶。
贾似道随即抓住机会，把规模有限的追击战包装成大捷，向宋理宗反复报功。战场上的一次机变，经过朝廷文书层层修饰，变成了“挽救社稷”的赫赫功劳。
从这一刻起，他开始把功劳当作权力的凭证。
贾似道回朝后，借机排挤左丞相吴潜。吴潜曾在危急时刻主张做好迁都准备，也曾提醒宋理宗，继承人未必有先帝那样的福分。这些话虽然刺耳，却是臣子对国事的忧虑。可在宋理宗耳中，逆耳忠言很容易被听成别有用心。
吴潜被罢黜后，贾似道登上相位。掌握最高权力以前，他还需要用战功证明自己；掌权以后，他更在意的，是谁可能威胁自己的地位。
钓鱼城守将王坚便是其中一人。王坚曾长期守卫钓鱼城，抵抗蒙古重兵，是西南战场的重要将领。贾似道先调他回朝，解除兵权，随后又将其外放。王坚后来在和州任上郁郁而终，南宋也因此失去了一位真正懂得守城和用兵的人。
向士璧、曹世雄等将领，同样遭到压制。蒙古将领刘元振曾指出，南宋奖惩失当，有功之人反而被设法排除，军队自然逐渐离心。这不是一句牢骚，而是南宋军政体系失去活力的直接表现。
贾似道并非没有做过试图挽救财政的事情。景定四年，即1263年，他推动公田法，意在抑制土地兼并，增加国家收入。南宋财政长期入不敷出，纸币大量发行，军费和粮饷都十分紧张，这项政策的出发点并非全无道理。
可惜的是，政策落地时急于求成，执行者又缺乏约束，许多土地被强行征收，官府借机侵夺民产。原本想解决财政困局，结果却同时激怒了官僚地主与普通民户。贾似道把国家难题变成了自己的政治工具，也把更多人推到了对立面。
宋理宗死后，宋度宗即位。贾似道被尊为“师臣”，皇帝见他甚至起身答拜。为了维持这种特殊地位，他常常以退为进，动辄声称要辞官归乡，逼迫朝廷再三挽留。
“我若不出山，军国大事谁来料理？”
这样的话，未必需要公开说出。只要制造危局，再让皇帝感到无人可用，权臣便能一次次抬高身价。
此时的襄阳已成为南宋命门。1267年，蒙古军再度进逼襄阳，主持攻宋方略的刘整，正是此前被贾似道逼走的南宋将领。襄阳、樊城被围多年，粮道逐渐断绝，朝廷却长期得不到真实奏报。
咸淳十年，即1274年，宋度宗去世，年仅三岁的赵显即位。孤儿寡母面对危局，贾似道仍试图以权术遮掩败象。可是，襄阳、樊城相继失守后，南宋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1275年，贾似道率军迎战元军，丁家洲一战惨败。朝廷内外的愤怒终于集中爆发，连曾经依附于他的官员，也开始要求追究责任。太皇太后谢氏起初还想保全他，但各地臣民拒绝接纳，贬谪命令接连更改。
越州不肯让他入城，婺州有人张榜驱逐，建宁又以朱熹故里为由拒绝接收。这个曾经一句话便能左右朝政的人，竟找不到一座愿意容身的城池。
宋恭帝德祐元年，即1275年九月，押送贾似道南行的监押官郑虎臣，将他带到漳州城南木棉庵。关于他的死法，史料有被刀杀与溺亡两种说法，后世流传最广的版本，是郑虎臣将他拖入厕所，溺死于粪坑。
权力曾把贾似道送上高位，也使他在失势后无人愿意伸手相救。木棉庵的那场结局，究竟哪一种细节最准确，仍可讨论；但一个权臣从“救鄂名臣”变成天下所弃，南宋朝廷的败局，早已写在他一次次排斥异己、粉饰军情的选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