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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广州中学当校长的六年时间里,吴颖民始终坚持每周抽空听课。翻阅校史年鉴,照片里的吴校长蹲下身,仔细观看学生动手制作陶艺,像老农俯身查看刚抽穗的禾苗。这位亲历多轮国内教改的教育前辈,拥有基础教育里十分难得的双重从业背景:高校与中学管理岗位都曾任职,执掌华师附中长达 17 年,深耕教育行业将近五十载。

身为广东教育界的标杆人物,吴颖民校长获评 “建国 60 年对中国教育有突出贡献者 60 人”、中国 “当代教育名家” 称号,是广东基础教育领域的领军者。

之前凤凰网对他进行过一次长达3个小时的访谈,吴校长先后 39 次说起 “规律”,27 次谈及 “生态”。他思路前瞻,兼具学者的思辨气质与创新实干的魄力。聊到区域教育不均衡问题,他直白提出 “教师轮岗不能只靠理想情怀来支援”。这种在革新与坚守之间把握平衡的智慧,正是我国教育稳步走过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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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从实验室到教育现场

从华师附中到广州中学,这位深耕基础教育的改革者,亲身经历恢复高考、新课改、AI 浪潮三次教育模式变革,一直保有教育 “守夜人” 的冷静思考。聊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他提醒大家:“越是追捧新技术的时代,越要守住教育本来的核心。”

1978年,28 岁的化学专业高材生吴颖民正在乡村中学教书,站在了人生抉择路口。华南师大助教岗位和华师附中教师岗位同时向他抛出橄榄枝。当年一心想去高校继续深造的年轻人,万万没想到,这次看似偶然的抉择,会彻底开启属于他的人生与教育事业。

对吴颖民来说,从被动接受这份工作到扛起教育使命,中间经历过一番内心纠结。“当初安排我去中学任教,老校长一番话我记到现在。他说千万别小看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影响深远,里面大有学问!基础教育培育人才是一座巨大宝藏,值得一辈子钻研挖掘;从受人敬重这点来说,优秀中学老师一点不比大学教授差。

吴校长说:“教育不是飘在半空的理论,而是立足现实的踏实耕耘。”

老校长这番话重塑了吴颖民的教育理念,也是他人生重要转折点。改革开放初期的校园就像思想熔炉,让原本向往高校学术殿堂的青年,转向研究人才成长规律。“改革开放大潮之下,华附成了全国教改试验地。我们大胆落实学生自主管理,支持团委、学生会参与校园各类教育活动,组织主题研讨、辩论赛,开展社会实践,让学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成为思想启蒙与社会变革的参与者。这段经历让我深深明白:教育者眼界不能局限在教室里,要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能够终身学习的人。”

1983年,吴颖民迎来事业里又一个关键机遇。改革开放热潮席卷全国,广东敢为人先,校园更是理念碰撞、教育创新的前沿阵地。凭借对新鲜事物的敏锐嗅觉和过硬能力,33 岁的吴颖民升任华附分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

当上副校长之后,他在德育板块推进多项改革尝试:让学生主导校园生活,由团委、学生会承办学校大型活动,大力发展学生社团,启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项目,打造读书节、科技节、体育节、艺术节等校园品牌活动。1990 年,他在国内中学率先开设 “农村社会实践周”,强化国情教育,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在吴颖民的带领下,华附学生工作稳居全省第一梯队,成为省内中学德育的样板。

1996 年,吴颖民出任华附校长。从 2000 年开始,他同时兼任华南师大副校长、华附校长,这样 “一肩双任” 的状态持续了十年。这份特殊身份,让他看清教育体系内部深层脱节问题。“师范生在实验室可以轻松制备纯净化学物质,却解不开育人这道复杂方程式。” 他牵头搭建 “问题收集 — 课程优化” 机制,把华附打造成师范教育的动态实训基地。在电脑还没普及的年代,华附就已经试水信息化教学。

在师范院校尚未重视信息素养培养的阶段,华附机房里的中学生已经能够动手写代码。“这不只是技术反向带动,更是重塑教育生态。”吴颖民牵头搭建 “中学 — 高校” 教研协作平台,组织华附教师参与多部师范类教材编写,给在岗中学教师创造更多更新知识、提升专业能力的机会。这样的跨领域融合,催生了 “三位一体” 教师培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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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破壁师范与基础教育的化学反应

在师范院校还没有重视信息素养培养的时候,华附机房里的中学生已经能够动手写代码了。“这不只是技术反向带动,更是重塑教育生态。” 吴颖民牵头搭建 “中学 — 高校” 教研协作平台,组织华附教师参与多部师范类教材编写,给在岗中学教师创造更多更新知识、提升专业能力的机会。

这样的跨领域融合,催生了 “三位一体” 教师培育模式。

Q:您曾主导“双导师”制度的建立基于什么因素?

吴颖民:一般来说,刚从师范大学或综合性大学毕业的新教师,要迅速胜任中小学教师工作并非易事。为加快新教师成长,我们为新教师配备双导师,一位是德育导师,一位是教学导师。德育导师负责指导新教师的班主任工作,教学导师负责指导新教师的教学工作,后来,教学导师还要指导新教师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组织学生社团等。

华附和广州中学充分利用大学附中和毗邻大学的优势,聘请大学教师担任学校的兼职导师,指导中学教师做课题、开展科技创新和竞赛培训。这种大学——中学双向互动,既加快了中学教师的专业成长,又促使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教师熟悉中小学教育实际,优化师范生培养,还对及早发现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发挥积极作用。正是这种机制,让华附一直走在轻负担、高效率、高质量的路上,也让华附毕业生进入大学后展现巨大的发展后劲。

Q:您曾同时担任华南师大副校长与华师附中校长,这种“高校——中学”双重角色对推动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衔接有何意义。

吴颖民:师范教育最大的痛点是脱离真实的中小学教育现场。高校与中学的互动,本质是教育链条的闭环。在大学任职时,我作为培养者,发现师范生培养存在“重学科教学、轻育人能力”的短板,课程设计不尽合理;而在中学,我作为用人单位,看到教师亟须创新思维与跨学科素养,知识面和沟通、反思能力不足。双向反馈机制由此诞生:中学作为师范院校毕业生质量的“检验所”,为大学提供反馈,大学则不断优化培养模式为中学输送具备教学、德育、科研、反思等综合能力的教育者。

例如,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提出素质教育的命题,我们联合高校专家开展围绕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课题研究,开发了若干选修课和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问题中学习跨学科思维。这种模式后来被写入师范生培养方案,实现了“大学——中学”教育的螺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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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主办学,

在体制内寻找自由度和创造空间。

Q:华附的人才培养模式独具特色,最突出的特色您认为是哪些?华附成为大湾区顶尖中学成功的主因有哪些?

吴颖民: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注重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让学生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中锻炼自我管理和自主学习能力。但这里有一个前提:相信学生发展有无限可能,因而要充分相信学生,高度依靠学生。学校减少课时,提高课堂效率,鼓励教师用更少的时间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

同时,学校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余活动和自主发展空间,图书馆全天开放,学生可以自由借阅书籍、开展活动;学生还可以申请进入实验室做实验、进行研究。学生还可以申请某些学科免修,只参加考试。甚至可以申请跳级或跳科(到更高年级去听课)。

给学生一定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不等于放任自流,同时要加强指导,做好学业规划、生涯规划,处理好个性特长与全面发展的关系。这种教育模式,让学生在中学时代就有了发现个人优势领域、发展个性特长的机会,培养了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这也是华附毕业生对中学生活充满美好回忆、对母校充满眷恋的原因。

如果说成功的主因,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华附稳定的领导班子和一脉相承的办学理念,也是学校能够长期保持持续高位发展的关键。从王屏山、蔡汉平,到我接任,我们三位校长的任期加起来超过50年,我们一棒一棒接力,传承与创新并举,既保留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又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不让老经验老传统成为包袱, 使学校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底蕴。

Q:作为广东唯一入选“建国60年教育贡献60人”的基础教育代表,您认为这一荣誉映射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哪些核心命题?

吴颖民:我以为,这个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长期耕耘在基础教育并有所作为的肯定,更是对华附在中国教育改革进程中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办学业绩卓著的肯定。在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30年并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时刻,要树立的榜样一定是勇于改革的典型。

华附的办学业绩和经验,涉及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德育创新、学校课程建设、促进学生轻负担高质量且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育人变革,涉及关注教师发展及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建设、数字化校园建设,还涉及到心理健康与生涯规划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经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Q:华附的“自主办学”模式被视为教育去行政化的典范,其核心经验是什么?

吴颖民:华附能办好,说到底是兼顾“尊重教育规律” 和 “大胆改革创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顶住压力缩减上课时间,把自习时间交还给学生,学生可以自主申请使用实验室、图书馆。这种看似宽松的管理不是放任不管,而是靠制度倒逼老师提升专业水平:备课更精炼、课堂效率更高,用 “少而精” 的教学调动学生主动学习。

放到现在的说法,就是以学生、以学生的学习为核心,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当然,改革也离不开时代带来的探索空间。

我担任校长那十几年,华附连续17年保持管理团队稳定,坚守办学理念,信任学生、遵从教育规律,唤醒师生成长的内在动力,拒绝短视功利的做法,依靠稳定的制度和校园文化持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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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源均衡”到“精神共融”

Q:您退休三年后,又受重托“出山”执掌广州中学,今天我们一走进广州中学,看到学校的各种软件与硬件设施,非常震撼。

吴颖民:刚到任的时候,我就跟区里提出,广州中学的信息化建设要做到全市顶尖,至今这块投入已经接近一个亿。

办学第一年,全校师生每人配备一台 iPad,校园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广州中学一方面传承华附的部分经验做法,同时立足本校实际,走出属于自己的创新路子。另外,我来到广州中学还有一个重要心愿:学校要名副其实,肩负自身的文化使命,传承岭南与广府文化,办出独有的 “广州味道”。

面对新校区现代化硬件建设,我提出 “每一笔资金投入,都要转化成教育实效”。不过真正的名校不靠高大的建筑,核心在于有没有好老师,能不能给学生打造自由成长的环境。

为此我们打造了四大特色品牌:“智慧课堂” 打破时空约束;“数字赋能” 依靠数字校园重塑教育生态和师生相处模式;“追梦行动” 侧重激发学生内在动力的德育模式;教师发展 “第一工程” 直击教育根本 —— 用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下一代。

Q:华师附中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顶尖中学,您认为其成功经验如何辐射带动湾区基础教育协同发展?另外在促进区域教育均衡方面,近年来有哪些创新补偿机制有效缩小了珠三角与粤东西北的教育资源差?

吴颖民:我们搭建姊妹学校来共享教研素材,安排港澳教师到内地跟岗研修,还持续筹备 “湾区教育创新论坛”。硬件设施上的差距容易补齐,但师资水平的鸿沟很难缩小。我提议把乡村从教年限纳入职称评定的考核当中。教育公平不是把好学校拉低去迁就薄弱校,而是依靠数字化手段推动优质资源流动。当年我推动的“5G+教育” 项目,让粤北山区的孩子可以同步参与华附、广中的科创课程。清远的学生能够轻松获取优质学习资源,实时和广州名师交流互动,学校之间的围墙也就慢慢消失了。

Q:您如何通过华附以及广州中学的办学实践,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

吴颖民:粤港澳大湾区这个重大国家战略,是我退休之后中央提出来的。在我看来,教育协同的核心就是齐心协力、共享资源、求同存异。

在广州中学,我提出 “让每一个生命都绽放精彩”,一方面传承华附 “以完整的现代教育塑造高素质的现代人” 的办学理念,另一方面融入岭南文化包容的特质。比如学校保留粤语社团、开设广府文化课,让学生走向世界的同时,守住自身的文化根基。技术赋能是另一条突破路径。

我们率先做到全校平板教学全覆盖,依靠数字化手段打破地域限制,让偏远地区学生也能用上优质教育资源。但技术只是工具,想要真正实现教育均衡,关键还是教师流动。

借助结对帮扶和线上教研,粤东西北的老师也能接触前沿教育思路。这些年广州中学一直扎实推进支教工作,每年选派骨干教师奔赴贵州毕节纳雍、广东韶关、河源支教,也热情接待结对学校的老师来校跟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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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简史:教育者的终极追问

Q:您退休多年,但退而不休,一直关注教育改革发展,当前您最关注的教育议题是什么?对于“应试教育”和“素养教育”之间的矛盾如何调节?

吴颖民:目前我重点关注三件事。第一是创新人才培育。虽然最后能成长为顶尖创新人才的只是少数孩子,但对每一名学生来说,培养创新意识、锻炼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必不可少、意义重大的。我们不能再沿用过去那种一切围着应试提分转的育人方式。应试教育,是以提升应试水平作为价值导向和培养目标的模式;素质教育,则以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为核心,综合素养本身就包含应试答题能力。

其实素质教育并不反对训练应试能力。我们之所以反对应试教育,根源在于它的价值导向跑偏了,培养目标片面、目光短浅,不可持续。我们现在提倡素质教育,同样需要借助考试来评估学生。但现行考试体系存在不小短板,很难测评学生的品德、意志力、身心状态以及个人特长。依靠这套有明显缺陷的评价体系去培养孩子,明显带着功利色彩,也是不负责任的,必须坚决摒弃。

所以我认为,怎样让青少年拥有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思维,是当下基础教育需要攻克的核心难题。现在大家经常提到创新精神,过去我们的教育更多侧重低阶思维,也就是记忆、理解、简单应用。现在要往高阶思维升级,教会学生分析、评判、整合信息,最高层次就是实现创新。怎样培育出优秀创新人才,如何增强学生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值得持续探索。

第二是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早在 AI 走红之前,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个方向。如今数字技术更新速度极快,大家刚要建立数据意识与数字素养,生成式 AI 又接踵而至。我的看法是,想要跟上数字化浪潮,首要任务就是给中小学教师开展专项、快速培训,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不然,教育数字化转型只能是空话。

第三是教育的绿色转型。现阶段基础教育里,学生课业负担偏重,睡眠和体育锻炼时间不足。学校硬性安排的任务排得满满当当,学生缺少自主学习的空间与选择权。大量刷题消耗精力却收效有限,没有尊重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导致不少孩子身心都出现问题。这一现状如果不改善,我国人才培养就难以支撑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人才培养工作,同样要落实新发展理念,特别是绿色发展理念!

Q:面对“双减”与AI冲击,您认为教育的本质应该回归何处?

吴颖民:教育的绿色转型,就是让孩子的成长回归符合人的自然节奏。如果学生睡不够、身体素质变差,就算分数再高,也是透支未来。“双减” 说到底,是重新树立教育理念、人才标准和质量评判标准:一方面整治校外培训机构,把教育的主场拉回校园;另一方面提高课堂质量、精简课后作业,做好家校配合,多留出时间交给学生自主安排,把孩子的身心健康摆在更优先的位置。而 AI 带来的考验,是重新定义教师的定位,重塑整套教学流程。

“教育是点燃生命的火种”

四十多年从教路上,吴颖民经常和青少年,特别是天文爱好者一起探讨宇宙的秘密。我问他 “教育最终要实现什么”,他答道:“恒星诞生离不开暗物质,教育也是如此,既要传授看得见的书本知识,更要点亮看不见的人格底色。” 这番充满诗意的表述,藏着他几十年教育实践的根本信念:在工具思维大行其道的当下,守住教育本身的温度与光芒,才是教育最本真的追求。

吴颖民的教育经历,就像一部浓缩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史。从改革初期打破固有思想束缚,到数字时代教学模式的更新迭代,他一直坚信:“教育不是批量打造一模一样的模型,而是点燃每个人生命里的火苗。” 当不少教育同行热衷于讨论 “颠覆”“重构” 这类词时,吴颖民更倾向用 “进化” 来形容教育变革。

他想法前瞻,游走在传统根基和未来发展之间,正如他对自己的定位:既要跟上数字时代的浪潮,也要坚守教育规律、当好守夜人。如今 75 岁的他,依托以自身名字设立的吴颖民基金会、大湾区论坛等平台,继续践行 “为一代人打好成长根基” 的理想。这大概就是教育者最动人的 “终身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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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凤凰生活

整理 | 智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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