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15日，北京城内，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一群仓促集结的随从，正从西郊方向撤离。几个时辰前，八国联军已经攻入城内，清廷中枢突然断裂，偌大的京城只剩下一批来不及离开的官员。
这场出逃并非从容安排的西巡。此前，朝廷已经准备车马和护卫，但联军推进太快，宫廷内部又缺乏统一决断。慈禧、光绪离开北京时，随行皇族和大臣数量有限，更多官员被留在城中，甚至有人是在两宫离城后才设法追赶。
留守者面对的不是普通的治安问题，而是一个极其棘手的局面：皇帝不在，太后不在，军队溃散，城门失守，外国军队已经进入都城。有人形容此时的北京近乎“无主之国”，这句话虽然沉重，却点出了当时最危险的地方。
城内官员很快发现，继续摆出强硬姿态已经没有实际作用。如何保护衙署、维持秩序，如何避免百姓遭到更大波及，更重要的是，怎样寻找能够与联军交涉的人，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难题。
留守官员并非铁板一块。以大学士崑冈、兵部尚书裕德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满族官员，试图借助既有的外交和海关关系，尽快与联军建立沟通。他们知道，单靠几道公文无法改变局势，必须找到能够传话的人。
总税务司赫德在北京的关系和影响力，此时显得格外重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章京舒文与赫德相识，便设法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他了解各国军队的态度。这样的举动谈不上体面，却是乱局之中少数可操作的渠道。
有意思的是，留守官员还主动接触日军方面。日本军队在联军中人数较多，行动也较为积极，清廷官员便试图通过接待、引导等方式缓和关系。有人陪同日军查看宫苑，甚至带他们游览御花园。宫门失守之后，这些场景显得格外刺眼。
另一批官员则把希望放在李鸿章身上。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与吏部尚书敬信等人认为，庆亲王奕劻虽有宗室身份，却未必能够独立承担和谈重任，真正熟悉列强交涉、又有足够声望的人，仍是李鸿章。
当时李鸿章人在上海。恽毓鼎等人尤其重视俄国方面的态度，希望借助俄国渠道推动李鸿章北上。恽毓鼎官职并不算显赫，但在京城失去最高权力中心的情况下，他敢于公开主张，确实承担了不小风险。
京中还有一个较为活跃的群体，是南京籍京官。礼部员外郎于式枚、刑部主事李希圣等人通过各自关系搜集消息，判断局势。他们与恽毓鼎的意见相近，都认为李鸿章返京，比让几位留守官员彼此争执更有可能打开局面。
于是，南京籍京官联络多人，联名致意李鸿章，希望他承担北上谈判的责任。这不是简单的请托，而是京城官员在失去朝廷直接指挥后，对政治现实作出的判断：必须尽快形成一个对外能够代表清廷的人。
8月27日，留守官员的奏报抵达太原。此时两宫已经离开北京，仍在西行途中。朝廷随后决定让庆亲王奕劻返京处理交涉事务。9月2日，北京方面收到久违的上谕，城中官员终于重新得到来自流亡朝廷的正式指令。
9月3日，奕劻在英日军队护送下返回北京。这个细节颇具讽刺意味：清廷的宗室亲王，要依靠占领京城的外国军队才能回到自己的都城。不过，他的到来至少让和谈有了名义上的主持者。
可奕劻面对的压力远超预料。衙门秩序混乱，京城物资紧张，联军各国彼此之间也有利益冲突。更麻烦的是，城内还出现拥立奕劻为摄政王的传闻。传闻真假难辨，却足以使他更加谨慎，不敢轻易采取行动。
真正改变局面的，还是李鸿章。1900年10月11日，他抵达北京，年近七十八岁的老人已经承受巨大压力，身体也很快出现问题。但在此后的谈判中，他仍与庆亲王共同承担清廷代表的职责。
谈判持续数月，直到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北京留守官员此前的奔走、联络和争论，并没有改变清廷战败的根本事实，却使京城在最高统治者离开后，没有彻底陷入无人收拾的状态。那些留在城中的人，有人出于保全朝廷，有人出于个人判断，也有人只是被迫留下，但他们共同面对了清末最难堪的一幕：宫门之外是外国军队，宫门之内却连一个能够立即作出决定的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