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冬，河南罗山何家冲，程子华站在出发队伍前，面对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作出了一个颇为冒险的决定：不在鄂豫皖根据地死守，而是率部向西寻找新的落脚点。
这支部队当时处境艰难。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遭到反复围攻，红二十五军兵力锐减，弹药和粮食都很紧张。留下来硬拼，胜算极小；主动转移，稍有不慎便可能全军覆没。
程子华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侥幸上。他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反复商议，决定穿越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再转向豫西伏牛山。部队一路遭遇追击，行军条件极差，却始终没有被敌军截断。
有人曾劝他改变方向，他回答：“困在这里等敌人来打，才是真正的危险。”
这句话未必是原话，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的处境。红二十五军的西进，不只是一次行军，更是一次战略选择。到1935年春，部队在鄂豫陕边区站稳脚跟，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控制区域逐步扩大，军队也从出发时的两千九百余人增加到三千四百余人。
留在陕南的部队后来发展为红七十四师，人数接近两千。红二十五军成为几支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中，少数实现兵力增长的部队。这个结果，既有敌后群众支持，也离不开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三人的协同指挥。
程子华并非一开始就是成熟将领。
1905年6月，他出生在山西解县一个贫寒家庭，幼年过继给姨母，因此改姓程。太原国民师范学校的求学经历，使他接触到进步思想。大革命时期，他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并参加了反击夏斗寅叛乱的战斗。
枪声让他明白，革命不能停留在课堂和口号里。
广州起义失败后，程子华没有离开革命道路。1927年12月，他参加广州起义，曾率部攻占广州市公安局。起义很快遭到镇压，他又随部队转战海陆丰，负伤后辗转寻找党组织。
真正改变他军事生涯的，是1929年的大冶兵暴。当时他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秘密开展组织工作，部队奉命进攻红军后，他与地下党员决定举行起义。12月14日晚，行动发动，五个连的官兵带着武器转入红军，编入红五军第五纵队。
这支部队后来成为红军中的骨干。程子华在整顿队伍时，特别重视官兵关系、政治教育和作战纪律，使一支带有旧军队痕迹的队伍逐渐完成转变。大冶兵暴因此被视为我军早期争取旧军队起义的典型案例。
1934年，他奉命前往鄂豫皖，接手已经十分困难的红二十五军。这个任命，既说明中央认可他的能力，也意味着他必须承担极重的风险。吴焕先牺牲后，程子华一度兼任军政职务，率部继续北上，最终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后来与陕北红军会合，成为红十五军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海东后来名列开国大将，但在红二十五军时期，程子华的职务和资历并不低于他。两人一个善于统筹，一个长于前线指挥，配合十分紧密。
抗日战争中，程子华转战晋察冀，先后主持冀中部队和根据地建设。冀中部队成分复杂，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新编队伍数量庞大，如何把人多变成战斗力，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他的办法很实际：调配红军干部，吸收知识青年，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整编主力团，逐步统一指挥。经过整顿，冀中部队的作战能力明显增强。1942年日军大规模扫荡后，他又参与总结地道战经验，使平原地区的游击战更加系统。
解放战争中，程子华的军事地位进一步上升。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他指挥塔山阻击战。面对敌军连续冲击，守军坚守六昼夜，塔山阵地没有被突破，为锦州战役争取了关键时间。
塔山并不是一场孤立的防御战。它牵制了敌军主力，保障了东北野战军主攻方向，也直接影响辽沈战役的进程。随后，程子华率部入关，参与切断平张线，推动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他又率第十三兵团南下作战。
军衔评定时，程子华已经转到地方工作，担任山西主要领导职务，不再是军队序列中的现役高级将领。1955年实行军衔制，授衔对象主要依据当时的任职、军队工作经历和整体平衡，并非单纯按照早年战功排列。
所以，程子华没有被授予大将军衔，并不等于他的军事实绩被忽视。红二十五军的西进、大冶兵暴、冀中整军和塔山阻击，构成了他军旅生涯中几处极有分量的坐标。若只论红军时期的职务、资历和贡献，把他列入大将人选讨论，并非没有依据；但最终授衔，是当时组织安排下的综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