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大唐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来俊臣，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关于他的残酷，史书留下了大量记载：醋灌鼻、关地牢、装进大瓮以火环绕烧烤、断绝饮食、令囚犯寝处粪秽之中，还有铁笼头、大枷等等。刑罚之多，几乎令人眼花缭乱。
但是，如果从“中华帝国杖政史”的角度来看，可以特别注意到两个字：枷棒。
来俊臣当然不是枷和棒的发明者。枷作为拘禁刑具，杖棒作为身体刑罚，在他之前早已有之。但是，来俊臣的特别之处，是把这些原本分别存在的刑具组合起来，变成一套有步骤、有展示、有威吓、有逼供效果的刑讯体系。
《旧唐书·酷吏传》记载，来俊臣审讯囚犯，“无问轻重”，动辄施以酷刑。他与索元礼等人制造大枷，甚至给刑具起了十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
这些名字很值得注意。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刑具名称，而是直接告诉犯人刑讯的结果。“喘不得”，告诉你戴上以后连气都喘不过来；“失魂胆”，告诉你足以令人魂飞魄散；“著即承”，更是把刑讯的目的赤裸裸说了出来：只要戴上，你就得招。
尤其“实同反”、“反是实”两个名称，简直把酷吏司法的秘密说透了：事实是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审讯者需要什么口供。
来俊臣还有一个动作，特别值得写入杖政史。每次审讯之前，他先把各种“枷棒”陈列在地上，然后把犯人叫到跟前，只说一句：“此是作具。”意思很简单：看看吧，这就是待会儿给你用的家伙。
史书记载，犯人看到以后，“魂胆飞越，无不自诬矣”。注意，是“自诬”。刑具甚至还没有真正落到身体上，口供已经出来了。
这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杖政的另一个层面：板子不仅是一种打人的工具，也是一种制造恐惧的工具。
过去研究古代刑讯，往往特别注意“打了多少”、“用了什么刑”、“是否致死”。但是，从来俊臣的“枷棒”来看，刑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展示。
刑具摆在那里，本身就在说话。它告诉犯人：不招，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种司法心理后来在公案小说中反复出现。县官升堂，惊堂木一拍，先是一番呵斥，再告诉犯人若不实招便要动刑；衙役排列两旁，板子摆在堂下。公案小说里面已经屡次看到审讯之前那些“招是不招”、“免受皮肉之苦”“虚言打断筋”之类的话。以前把它们当作小说套语，现在看来，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它们实际上共同构成了一种“刑讯预告”。先让你知道疼痛即将发生，然后再问你招不招。
而《旧唐书》所载狄仁杰的一句话，恰好给这种心理机制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当事人证词。
来俊臣诬陷狄仁杰等六人谋反。为了逃过眼前酷刑，狄仁杰干脆承认：“反是实。”后来，武则天亲自问他：“卿承反何也？”狄仁杰回答：“不承反，臣已死于枷棒矣。”这十个字，实在应该收入中国刑讯史。
狄仁杰并不是因为来俊臣拿出了什么确凿证据而认罪，也不是因为审讯说服了他，而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如果不承认谋反，自己可能根本活不到见武则天的那一天。
所以，他先招。先活下来，再想办法申冤。
这样再看“枷棒”两个字，它便不只是两件刑具了。它实际上代表着一整套逼供机制：展示刑具——制造恐惧——施加身体痛苦——迫使承认——取得口供——据此定罪。
而来俊臣自己的经历，又给这套“枷棒政治”增加了一层历史的讽刺。他早年在和州犯奸盗，被审讯后妄图告密。朝廷召问，刺史东平王续竟然把他“杖之一百”。后来，来俊臣再次告密，专门向武则天申诉，说自己以前告的是豫州、博州之事，却被王续“枉被续决杖，遂不得申”。
武则天听了，竟然“以为忠”。于是，一个曾经挨过一百杖的人，从此进入政治中心，后来成为以“枷棒”逼迫别人招供的著名酷吏。
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来俊臣第一次真正接触国家权力，是自己的身体挨了一百杖；后来掌握国家权力，他又把枷与棒发展成为控制别人身体、制造别人供词的工具。从挨杖者到用杖者，从“枉被决杖”到“不承反，臣已死于枷棒”，来俊臣的一生，竟然被“杖”连接了起来。
所以，研究中华帝国的杖政，不能只统计某朝某代规定杖六十、杖八十、杖一百，也不能只研究板子的尺寸、材质和行刑程序。更值得追问的是：人们看到板子的时候想什么？听见“不招便打”的时候想什么？真正挨打以后又怎样重新计算自己的选择？
狄仁杰那句“不承反，臣已死于枷棒矣”，告诉我们的正是这些。有时候，板子甚至不必真正打下去。只要它摆在那里，人已经开始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