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四月，江东吴郡，孙策重伤卧床，张昭、周瑜等人站在榻前，等着这位年轻主公作出一个关系孙氏基业的决定。那时的孙策年仅二十六岁，长子孙绍尚幼，弟弟孙翊虽有勇名，真正被他托付江东的，却是年仅十八岁的孙权。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家族继承，而是乱世中的权力安排。孙策遇刺后，伤势日重，已经没有时间慢慢观察局势。江东内部有豪强，外部有刘表、曹操等势力窥伺，主公一旦选错，孙氏苦心经营的地盘很可能顷刻改姓。
孙策的父亲孙坚早年起兵，后来战死于襄阳。孙氏旧部一度离散，家族势力也随之衰落。孙策依靠父亲旧部投奔袁术，重新取得兵马，随后渡江经营江东。短短几年，他接连击破地方势力，建立了以吴郡、会稽等地为核心的统治。
这样的基业，靠的不是祖上传下来的安稳家产，而是刀兵中打出来的。孙策本人善于用兵，行动果断，部下多是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将领。也正因如此，孙策遇刺后，继承人的首要条件并非血缘远近，而是能不能压住军队、安定人心。
按照宗法习惯，孙策的儿子孙绍当然具有名分。嫡长子承继父业，在世家、诸侯和宗室之中都很常见。可名分必须有人维护，幼主也必须有强臣辅政。东汉末年的江东，没有成熟稳定的制度，更没有一支完全服从幼主的官僚体系。
试想一下，孙绍即使立即被拥立，也只能依靠张昭、周瑜和一批旧将。若这些人彼此意见不合，地方豪强各自拥兵，孙绍便会成为众人争夺的旗号。孙策既不愿让儿子置于危险之中，也不愿把江东交给一套尚未稳固的辅政格局。
史料中还记载，孙翊是孙策的弟弟，性情刚烈，颇有武勇，部分江东人物对他有所期待。这样的推荐并非没有道理：孙翊与孙策同属成年宗亲，形象上更接近能够领兵的继承人。
但孙翊的问题也很明显。他的勇猛更多体现在个人气性和临阵作风上，是否能处理复杂的政务，能否平衡江东士族与孙氏旧部，缺乏足够证明。江东并不只是战场，粮赋、任官、安抚地方，样样都需要耐心和判断。
孙权在军中留下的印象，却并不十分耀眼。他早年随孙策出征，曾参与攻打刘勋所属势力，作战中也有过指挥失当的表现。若单看冲锋陷阵，孙权确实不像兄长那样锋利。江东将领因此更容易把希望放在孙翊身上。
有意思的是，孙策看人的标准并不只看能否打胜仗。他让孙权担任阳羡县长，观察这个弟弟处理地方事务的能力。孙权没有急着模仿兄长，而是在治理、用人和听取意见方面逐渐显出沉稳一面。
孙策与孙权相处甚多，知道弟弟的长处在哪里。孙权不如他果断，却善于收纳不同意见；不如他善战，却更能忍耐；不擅长以威势压服部下，却有能力让将领和士族逐步接受自己的安排。这些本领，在太平之世或许不显眼，在守成之际却极为重要。
据《三国志》记载，孙策临终前对张昭等人交代，内政难决时可以询问张昭，外部军事事务则可听取周瑜意见。他还把印绶交给孙权，并对弟弟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力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这番话并非客套。孙策明白，自己擅长的是开疆拓土，孙权更适合在危局中缝合关系。江东刚刚建立，最缺的不是再出现一个孙策，而是有人把已经夺取的地盘守住，把各路人马拢在一起。
孙策去世后，张昭按照遗命辅佐孙权，周瑜也率兵赶回支持。孙权继位时只有十八岁，威望远不能与兄长相比，因而一度谨慎收敛锋芒。他没有贸然清洗旧臣，而是借助孙策留下的班底稳住军政秩序。
不久，北方局势骤变。曹操击败袁绍后势力大增，荆州刘琮在曹军南下时选择归降，江东也面临巨大压力。孙权召集群臣商议，张昭等人一度主张退让，鲁肃、周瑜则坚持抗战。孙权最终采纳周瑜意见，与刘备联合，在赤壁击败曹军。
赤壁之战并不是孙权个人勇武的证明，却说明孙策当年的判断抓住了关键：江东需要的继承人，不一定是最像孙策的人，而是能在复杂局面中用好孙策留下的人。孙绍保住了宗法名分，孙翊保留了宗族声望，孙权则接过了真正运转江东的权力。之后，他以建业为中心经营江南，孙氏政权也由此逐步走向东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