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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国家公祭网《"慰安妇"受害者生下日本兵后代 母子在沉重阴影下生活了70多年》；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发布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韦绍兰之子罗善学离世》；澎湃新闻《对话苏智良：回忆那个一生追问"我是谁"的"慰安妇"之子》；北京日报客户端《她不止一次地说"世界真好" 韦绍兰老人，走好！》；中国江苏网同题报道；光明网、红星新闻、极目新闻相关报道；百度百科"韦绍兰""罗善学"词条；纪录片《三十二》公开资料

广西桂林荔浦一带，山多田少，石头缝里刨食的日子，一年到头靠的是肩膀和锄头。

山脚下一个不起眼的村子里，住过一位老人，名叫罗善学。

村里人叫了他大半辈子的一个称呼："日本崽"。这个称呼不是哪天突然冒出来的。

它跟着他从放牛的山坡走到田埂，从孩童的打闹走到媒人的嘴边，一跟就是几十年，甩也甩不掉。

一个人的身上，一半血脉来自生养他的母亲，另一半来自一场他从没参与过的战争。

他的名字写在乡里的册子上，他的来历写在村口的闲话里，两样东西摆在一块，哪一样都抹不掉。

他的母亲叫韦绍兰，1920年生人，一辈子没怎么离开过广西。

1944年冬天，24岁的她被侵华日军抓走，关进了慰安所。三个月后她逃了出来，可真正难熬的日子，才刚从这里开始。

孩子在这样的家里出生，在这样的村子里长大。

几十年间，总有人替他把"我是谁"的答案想好，也总有人拿这个说法堵他的路。

他自己的答案，一直压在心底，直到头发花白，才对着外人说了出来。

要弄明白这个答案的分量，得先回到1944年那个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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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荔浦山里的一户农家】

韦绍兰生于1920年7月27日（农历），是广西桂林荔浦县人。

荔浦在桂林南边，山形像一只只倒扣的碗，一座连着一座，平地少，水田也少。

庄稼人起早贪黑，也只够糊口。如今荔浦芋头出了名，可在那个年代，能把一家人的饭碗填满，就算好年景。

像韦绍兰这样的农家女儿，日子不外乎几样：下地、挑水、砍柴、喂猪。

读书认字这种事，大多轮不到她们头上。长到出嫁的年纪，她嫁进了罗家，丈夫叫罗巨贤，家里还有一位婆婆。

一家人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她住的村子叫小古告屯，一共没几十户人家，彼此都熟，谁家添了口人、谁家丢了头牛，一个晌午就能传遍。

到1944年，她已经是孩子的母亲。女儿刚满周岁，那个年纪的娃娃，一刻也离不开大人的怀抱和后背。

田里的活要干，灶上的饭要做，婆婆年纪大了，孩子多半就是韦绍兰带着。

日子苦是苦，却算得上安稳。在那年秋天以前，战火还隔着很远的路。

战争的消息，是一层一层往南压过来的。

1944年4月，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豫湘桂战役，又叫"大陆打通作战"，目的是打通从华北到华南的陆上交通线。

战火从河南烧到湖南，6月长沙失守，衡阳的守城战一直打到8月上旬。

入冬前后，日军继续往广西纵深推进，11月上旬，桂林、柳州相继失陷。

桂林一失，周边的县乡就成了日军往来活动的地带。

荔浦正好在桂林与柳州之间的通道上，山里的村子不再是世外之地。

有的村庄被烧，有的粮食被抢，有的青壮年被抓去当苦力。年轻的女人，又成了另一重危险的对象。

日军占领一地，常在当地设立慰安所。

慰安所是日军军方设立和管理的设施，这套做法从上世纪30年代初就已出现，随着战线延伸，在亚洲各地都有分布。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多年来对此做过大量调查，据其研究估算，中国受害妇女的人数在20万人以上。

这些数字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就是一个个名字，一户户人家。韦绍兰是其中之一。1944年冬天，她所在的小古告屯，迎来了扫荡的日军。

[二]【三个月的慰安所】

1944年，侵华日军对广西荔浦县小古告屯实施扫荡。

消息传到村里的时候，能跑的人已经往山里跑了。

乡亲们后来回忆，听到风声的人大多是往后山的林子里钻，想着躲过一阵是一阵。

韦绍兰也在往外跑，女儿在她身边，一步也不敢撂下。

可山里的路再熟，也熟不过端着枪的人。24岁的韦绍兰被扫荡的日军抓走，被押上了车。

车上和她一样被抓的，还有几名妇女。车轮碾过土路，路两旁是熟悉的山，每走一里，离家就远一里。

她被关进了马岭镇的慰安所。这个地方离小古告屯约二十公里，在她的记忆里，是一段陌生的路程。

说到这里，有一处需要交代：关于慰安所的具体地点，不同报道的说法不完全一致，有的称是马岭镇，有的称是沙子岭。

本文采用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表述，即马岭镇。

慰安所是军队设立并管理的地方。被关在里面的女性，没有来去的自由，没有说"不"的余地。

韦绍兰如果不服从，日军就拿刺刀对准她的女儿恐吓。

一同被关押的妇女，不顺从的，会被皮鞭抽打。孩子就在身边，成了对方手里的筹码，也成了她一心想要活着出去的缘由。

在慰安所里，她每天要遭受数名日军的侵害。

这样的日子，她后来很少完整地讲。

等到多年以后纪录片镜头对准她，她讲述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捏紧双手，会掩面哭泣，有时又怔怔地望向采访的人，半天没有一句话。

她只说过这样一句："我天天打主意想跑，天天想着，害怕得不行"。

短短一句，把那三个月的日子交代了个大概。

每天睁眼想的是怎么出去，闭眼想的还是怎么出去，可门外有人看守，手里有枪，院子里的任何一个动静，都能让人的心提到嗓子眼。

要跑，就得挑时候，挑地方，挑人。韦绍兰个子小，胆子也不大，一路上都是低着头，不多话。

日军对她的看管，也就没有像对别人那样严。

这点松动，在当时看来微不足道，后来却成了她和女儿能够活着出来的唯一缝隙。

她在等。等的是一个看守不留神的凌晨，是一扇没有上死的后门，是一条自己看不清、却必须踩出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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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凌晨的后门，回不去的从前】

三个月后，机会来了。日军放松了对韦绍兰的监管。

一个凌晨，她借故上厕所，背着女儿从后门逃了出来，两天后终于回到家。

这两天的路，是她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慰安所在二十公里之外，她不认得路，只能凭着太阳的方向往前走。脚上磨出了血泡，也没有停下。

渴了就敲门讨碗水，遇上好心人，还能喝到一碗红薯稀饭。女儿趴在她的背上，一路没有放下。

从后门到家门，几十个小时里，她大概没有合过眼。推开自家那扇门的时候，她以为噩梦到头了。

关于回家那一刻，家里人的反应，各家说法并不一样。

有的说丈夫铁青着脸，有的说丈夫让她先吃饭。可以确认的是，闲话来得很快。

村子里没有不漏风的墙，她被日军抓走的事很快传开。

有人对她说，她是"到外面去学坏"，这句话也被后来的报道记了下来。

更大的变故接着来了。回到家以后，年幼的女儿就生了病，浑身发烫，当时缺医少药，没能熬过去。

这个陪她被抓、又陪她逃出来的孩子，在到家不久后走了。

一个母亲在短短几个月里，被抓走，被关押，逃出来，又送走了孩子。

这些事压在一块，没有人能替她分担。

日子一天天过，她的身体也有了变化。她逃回家后发现，自己已经怀孕。

算了时间，这个孩子不是丈夫罗巨贤的。

在那个年代，一个被日军掳走过的女人怀上了孩子，意味着什么，家里人心里都有数。有人主张把孩子打掉。

拿主意的是婆婆。婆婆做主，把孩子留了下来。

据后来的说法，老太太的考虑朴素得很：韦绍兰身子弱，要是这时候折腾，往后怕是生不了孩子了，而罗家当时又还没有男孙。

留下孩子，是为了留住这个家的后路，也是为了留住儿媳妇的身子。

1945年农历七月十三，这个孩子出生，取名罗善学。

那一年，抗日战争已经走到尾声，不久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山里的人没有收音机，消息传得慢，孩子落地的时候，村里的人大概谁也没想到，这个新生命会和那场战争扯上一辈子的关系。

孩子睡在母亲身边，不知道自己的来处。可他落地的这一刻起，名字后面就跟了一个说不出口的来历。

村里的人都记得那一年，记得那三个月，记得他是怎么来的。

[四]【"日本崽"的那些年】

罗善学慢慢长大，山村里的孩子玩在一起，什么都敢说。

他很小的时候，村里的小孩就喊他"日本崽"，一起玩的时候，也总是欺负他。

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介绍，玩打仗的游戏时，大孩子总叫他扮演日本鬼子，说他本来就是日本人。

一个孩子，被人按着头认下一个自己根本不明白的角色。

他回家去问母亲。韦绍兰不回答，只是哭。一个当妈的，面对孩子的一句"为什么叫本崽"，开不了口，也不知道该从哪个字说起。

我日

家里也不是能躲的地方。后来他在一次父母的争吵中听到，自己不是父亲"田里的苗"。

这句话他听懂了一半。到十岁左右，他跟着大伯一起放牛，大伯把他母亲被日本兵抓走、后来生下他的经过讲给他听，他似懂非懂。

等他渐渐长大，那些不明白的事，一件接着一件，都明白了。

日子跟着变得更紧。他在家不被重视，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回家务农。

幼时患了眼疾，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落下了"斗鸡眼"。一个本该读书识字的年纪，他被拴在了田头牛背上。

家里后来又添了孩子，开销一年比一年重，家里的粮食，就更不容易匀到他碗里。

最难的一次，是生病。家里没钱给他治，他偷偷喝了农药，没死成，被邻居救了回来。

一个没成年的孩子，在山村的夜里喝下农药，这个细节后来被写进多家媒体的报道，没有人替它辩解什么。

说起这些，他的原话是："我恨日本人，这个坏名声我背得好苦……"这句话里恨的是谁，背的是什么，说得清清楚楚。

到了成家的年纪，事情并没有好转。早年有人给他说过六个对象，对方一听说他是"鬼子"后人，全都不愿嫁。苏智良回忆，他年轻时也谈过对象，可是因为身份问题，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他后来在影片里自述，有的姑娘本人同意，家里的老人却摇头。

一次不成，两次不成，说到第六回，这件事就停了。

韦绍兰曾四处托人给儿子找媒人，每回都是同样的结果。

母亲没法解释，儿子也不再问了。他就这样一直是一个人。

母子俩的日子，大半在田地里过。养父去世以后，一直是罗善学在照顾母亲韦绍兰。

种地，养鸭，砍柴，挑水，他把一个儿子能做的事，全都做在了母亲身上。

有时候他在门口抽烟，母亲坐在门槛上哼着当地的老调子，大意是：路滑了跌倒，自己爬起来；心里愁了，自己解开；眼泪流了，自己擦干。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六十多年。村里人知道，村外的人不知道。山里的风吹过去，什么都没留下。

只是在外面的世界，有人一直没有放弃。

上海师范大学的研究者们，多年来一户一户地走访，一处一处地核对，一位一位地登记那些愿意开口的老人。

苏智良后来说，他们的调查持续了三十年，他们要找的不只是名字，更是一个个能够站出来作证的人。

在这个桂林山里的村子里，一个被喊了几十年"日本崽"的老人，一个沉默了六十多年的母亲，正好站在这条线索的另一头。

2007年的一天，外乡来的人沿着土路走进村子，带着记者，也带着一个母子俩躲了几十年、又怕了几十年的机会。

屋外的人围了一圈，屋里的光线很暗，罗善学从灶边站起来，面对镜头，开口说出了藏在心里大半辈子的那句话，而当这句话落地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它会把这对母子被尘土盖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一下子推到所有人的面前，也改变了这对母子今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