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吉林延吉与北京的外交档案里，反复出现“间岛”二字。日本吞并朝鲜后，把目光投向图们江北岸，声称当地朝鲜居民众多，便应由日本处置。清廷面对的不是一块荒地，而是一场关于边界、户籍和管辖权的较量。
这场交涉中，清政府并非毫无准备。吉林地方官府长期保存着垦民登记、税收凭据、地方诉讼和边防文书。材料未必华丽，却能说明一个关键问题：当地居民的族属，与土地归属并不是一回事。
谈判桌上，日方强调居民多为朝鲜人，清方则抓住行政管辖不放。清政府的立场大致可以概括为：“民众来源不能替代国家管辖，边界必须以历史文书和现实治理为依据。”这不是一句空话，背后是清朝多年经营东北边疆留下的档案体系。
1909年9月，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承认图们江为中朝边界，并承认间岛属于中国。同时，清政府在铁路、矿产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权益让步。因而，这份条约既有主权交涉上的收获，也带着晚清外交软弱的痕迹，不能简单说成一场全面胜利。
但间岛事件确实提醒人们，晚清并非每次面对列强都只会退让。更值得注意的是，清朝能够拿出这些材料，并不是临时拼凑，而是因为此前两百年间，它已经把边疆治理逐步写进了制度、地图和文书。
清朝接手的并非一个边界清晰的近代国家。明朝后期，中原王朝在东北、西北和高原地区的实际控制程度各不相同，许多地方更多依靠羁縻、盟誓和朝贡维系。清朝建立后，局面发生变化，满洲贵族本身来自边疆，对草原、森林和山地的政治规则并不陌生。
康熙时期，清军与沙俄在东北发生冲突。雅克萨之战结束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这份条约并没有使用今天完全相同的国家边界概念，却以双方认可的文字和地图，确定了黑龙江、额尔古纳河一带的边界。中国北部长期模糊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以正式条约形式得到确认。
西北的变化更为剧烈。准噶尔部长期控制天山北路，清廷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几代用兵，最终在18世纪中叶确立对新疆大部的控制。乾隆二十四年，即1759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后，开始以军府、驻防、屯田和驿站等方式加强管理。这里面有战争，也有移民、粮运、司法和税收，绝不是地图上添一笔那么简单。
清政府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在西藏派驻大臣，在蒙古地区通过盟旗制度处理军政关系。这些安排并不完全相同，不能用一个模式概括，却共同构成了清朝经营边疆的制度网络。边疆一旦有了官员、驻军、道路、档案和固定的行政程序，国家主张便不再只是口头宣称。
西藏问题也说明了晚清的两面性。1904年，英国军队进入西藏，拉萨方面被迫签订《拉萨条约》。清政府没有在这份条约上签字，也拒绝承认其中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1914年，英国又在西姆拉会议上推动划分所谓“内外藏”边界，并提出麦克马洪线。中国代表没有在最终文件上签字，因此这条线并未获得中国政府承认。
清廷当时军力衰弱，无法像康熙、乾隆时期那样直接用兵，但“不签字、不承认”仍有其外交意义。它当然不能自动消除现实压力，却使后来中国交涉时拥有了重要的法理依据。遗憾的是，晚清常常既缺乏足够实力，又没有形成稳定高效的边疆治理机制，许多既有主张因此难以转化为有效控制。
清朝留下的疆域遗产，不能被一句“打下了千万领土”概括，也不能因为晚年割地赔款便全部抹去。它通过战争、盟约、驻防、屯田和行政设置，把蒙古、新疆、西藏及东北部分地区更加紧密地纳入统一国家框架；与此同时，它对外兴安岭以北、库页岛等地的失守，也暴露出制度迟滞和国力衰败。
这两面必须同时承认。没有清朝前期形成的边疆格局，后来的中国政府在处理领土问题时，手中便少了许多地图、档案和历史依据；没有晚清的衰败，许多边界争端也未必会迅速恶化。间岛交涉之所以值得重视，正因为它让人看见：一纸旧档案，有时就是一个国家多年治理留下的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