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南京西郊戴山附近，军统局局长戴笠乘坐的专机撞山失事。消息传出后，关于飞机为何临时更换、飞行员为何调动、航空委员会是否有人做了手脚，立刻成为各方议论的焦点。多年以后，蒋纬国的口述回忆，又让这桩旧案多了一层权力关系的阴影。
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那架飞机有没有故障，而是戴笠当时所处的位置已经十分危险。抗战结束后，军统局规模庞大，人员、经费、武装和情报网络都掌握在戴笠手中。这样一个独立性极强的系统，既让蒋介石倚重，也让蒋介石警惕。
戴笠自己并非没有察觉。文强回忆，戴笠晚年常常精神不安，担心有朝一日被蒋介石抛弃。1946年，蒋介石准备召开会议，讨论军统局的调整问题。参会者中，有中统方面的叶秀峰，也有郑介民等人。对戴笠而言，这并不是一次普通会议，而像是一次决定军统命运的审判。
他曾设法请求推迟会议。据相关回忆，戴笠让文强代拟电报，希望争取半个月时间，但电报需要经毛人凤转递，最终并未及时送到蒋介石手中。事情究竟出在什么环节，材料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件事至少说明，戴笠和身边人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缝。
有意思的是，戴笠并不是单纯败在某个政敌手里。他的问题在于，军统已经发展成一支难以完全控制的力量。抗战时期，这种力量可以替最高权力处理棘手事务；抗战结束后，它却可能成为权力重新分配时最先被削弱的对象。
关于坠机原因，后来出现过多种说法。有人怀疑飞机被动过手脚，也有人认为事故与天气、航线、机场调度和飞行条件有关。被临时调离的飞行员赵新，曾在回忆文章中对飞机更换提出质疑，认为其中存在不寻常之处。但回忆材料往往带有个人立场，能够提出疑点，却不能单独构成定论。
宋美龄因此被牵连进猜测。她当时兼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空军运输机的调度确实属于这一系统管理。戴笠的专机既然由航空部门掌握，任何异常都很容易被联系到她身上。
但管理责任和谋害责任，不能混为一谈。宋美龄与戴笠之间虽有过矛盾，军统人员还曾卷入林世良被杀一事，可双方关系并非始终处于公开决裂状态。宋美龄出访时，仍曾使用戴笠系统负责安全事务。若据此推断她策划谋害，证据显然不够。
更关键的材料，出现在蒋纬国的口述自传中。蒋纬国回忆，戴笠赴青岛前曾对他说：“我有一件重要机密要告诉你，这件事你哥哥也不知道。”戴笠还约定返宁后见面，并承诺把有关资料交给他。然而飞机失事，这个约定再也没有兑现。
这段话的分量很重，却不能被无限放大。戴笠究竟掌握什么秘密，蒋纬国没有说明，后世也没有找到足以互相印证的完整材料。它可以证明两人关系密切，却不能直接证明某位具体人物参与了坠机事件。
蒋纬国还提到，自己到台湾后，手中曾有一套由戴笠系统训练和经营的情报网络。他向蒋介石表示，愿意把这套网络交给蒋经国接管。蒋介石没有多作解释，只回答：“那好。”随后，这批人员和关系网便转入蒋经国掌握之下。
这段父子对话，反映出一个清楚的变化：蒋介石已经在为特务系统重新布局。戴笠若活着，军统的旧格局未必会原样保留；但他若继续掌握庞大网络，也很可能成为这场调整中最难处理的人物。
戴笠与蒋纬国交往密切，与蒋经国的关系却没有同样亲近。文强的回忆也显示，蒋经国当时正在主动接触东北地区的军政人员，试图建立自己的工作班底。两兄弟在权力系统中的位置不同，戴笠若把重要机密交给蒋纬国，确实可能使自身处境更加复杂。
不过，关系复杂并不等于谋杀成立。蒋介石要削弱军统，完全可以通过改组、分权和调动来实现，不必冒险制造一场可能引发军心震动的空难。宋美龄掌握航空系统，也只能说明她具备管理上的关联，不能据此坐实暗杀嫌疑。
戴笠的死亡，留下了许多疑问：飞机为何临时更换，飞行安排为何改变，他准备交给蒋纬国的材料究竟是什么。遗憾的是，现有史料始终没有形成闭合证据链。能确定的，是戴笠当时已经站在权力重组的风口上；至于那场坠机究竟是事故，还是另有隐情，仍应把猜测与事实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