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圣贤立言，不止论心性，更念天下治道。
《圣人的隐忧：古典政治哲学论稿》一书贯通先秦儒道、宋明理学与晚清思潮，立足中国文明主体性，重新解读经典，打捞那些被忽视的思想洞见，回望圣人藏于典籍之中的深切隐忧。
圣人的隐忧：古典政治哲学论稿
王进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78-7-5760-7175-7
79.90元
研读中国往圣先贤，深入解读经典文本，立足中国思想的内在逻辑，重审政治哲学的永恒关切。
本书汇集作者十余年来研读中国往圣先贤积淀的心得，通过对中国传统经典文本的具体分析（如对《论语》中的“原壤夷俟”、朱子《大学章句》、王阳明心学的重新审思），深入阐释了被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所忽视、遮蔽的儒家政治哲学的诸多命题，揭示出隐藏的思想史脉络（如考察“温故而知新”的汉宋诠释分歧、《老子》“人法地”思想的古今意涵）。
从先秦儒道至宋明理学、晚清思想，本书均有所涉及。作者旨在跳出西方哲学的框架，回到中国传统思想自身的逻辑与关切，揭示古典政治哲学对于理解当下世界与重建文明秩序的永恒价值。
作者简介
王进，贵州思南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近十年来主要从事经学与古典学、政治哲学、中共党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在研究中，力图超越现代视野，充分理解古典思想的根本关切及其现代意义。
在《哲学研究》《孔子研究》《古典研究》《学术界》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专著《打开文学之门》《恩重如山——陈祖武先生口述史》《良知·光明·美：王阳明的美学观》等。曾获“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作品”奖，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二等奖以及贵州省“十大阅读影响力人物”等荣誉称号。
目录
前言
一、经典诠释的方法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开启
经典诠释的变迁与经典价值的重建
二、古典政治哲学的关切及其与现代政治哲学的歧异
孔孟的难言之隐
政治之眼：荀子的寂寞与杨倞的洞见
源自心灵抑或基于历史的政治
《老子》“人法地”思想与钱钟书的“两副哲学”
“凡事不可打通后壁”：政治之保障
三、古典政治哲学的实践
心灵秩序与政治构建
对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阳明心学之审思
“祖功宗德”：立国者的“功”业与其继承者的“德”政
梁启超的疑惑与章太炎的愤激
柏拉图笔下的城邦与护卫者
四、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
论儒家礼教思想的永恒价值
后记
“祖功宗德”：立国者的“功”业与其继承者的“德”政
古代中国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皇帝庙号都缀以“祖”或“宗”，比如唐朝的唐高祖、唐太宗，宋朝的宋太祖、宋太宗，明朝的明太祖、明英宗等等。它反映了中国传统的“祖功宗德”思想。目前学界对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中的帝王祭祀、宗庙制度（如庙数、昭穆制）等领域，成果也较丰硕。但对一个问题则始终未予充分关注，这就是为何要对“祖”和“宗”分别进行“功”和“德”的规定，也即为何以“功”来界定“祖”，以“德”来要求“宗”。简而言之，目前的研究更多侧重在“祖”和“宗”及其两者之关系方面，而忽视了“功”和“德”及其与“祖”和“宗”之关系。至于它们反映了中国何种政治思想，又对中国政治产生了何种影响等诸多问题更未得到深入研究。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能在于这一概念为中国所独有，加之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深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学者们难免以之为视角，从而导致这一概念和现象难以成为研究对象和理论“问题”。但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它为中国所独有的特点，恰好可以成为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政治的不二法门，进而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提供独特而有益资助，对之展开深入、全面的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
“祖功宗德”的含义
“祖功宗德”的完整表述为“祖有功而宗有德”。对于古人来说，它或许是一个常识，但今人则较为陌生，所以对之进行解释实有必要。
“祖功宗德”包含了几层含义：一是“祖”与“宗”的分别。“始取天下者为祖……始治天下者为宗……”（《史记·孝文帝本纪》）始取天下、开创国家者为“祖”，后来治国者则为“宗”。这一含义在明朝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之争中得到最为明确的体现。大礼议之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将朱棣已有的庙号由“太宗”改为“成祖”。对此，嘉靖十七年（1538）七月，嘉靖皇帝在上谕中进行了解释，从中正可窥见“祖”与“宗”之区别：
又谕嵩曰：“太宗靖难，功与开创同，当称祖以别之。”……古礼：宗，无定数；祖，非有功者不得称。汉世称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再造汉室，故无二祖之嫌。我文皇定鼎持危，功莫大焉。尊称为祖，圣见允宜。
该上谕将“功”与“开创”和“祖”相提并论，最可见出“祖”的地位和作用：开创国家者为“祖”，治国者则为“宗”。这样的区分非常严格，如北魏孝文太和十五年（491）四月在改营太庙时，诏书中就说，“祖有功，宗有德，后者不可擅立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二是对“祖”和“宗”地位、职责相应的规定。“祖有功”意为“祖”的作用主要在于建功立业、开创国家的“功”劳；“宗有德”则要求治国者“有德”，“德”成为衡量、评判治国者的标准。这样的含义在后世的许多表述中得到间接而明显的说明：“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汉书·景帝纪》颜师古注）颜师古的解释一方面区分了“祖”与“宗”，另一方面阐明了两者各自的贡献和职责，认为“祖”是“始受命”者，“宗”则是“有德可尊”，强调“德”对于“宗”的重要性。孙诒让也说，“窃谓祖功宗德之说，当以始祖为祖功，其后有德者则宗之。宗无数，祖则一而已”。强调“祖”的“功”之一面和“宗”的“有德”一面。三是强调祖、宗各自的数量。“宗无数，祖则一而已。”严格来说，国家的开创者只有一个，所以“祖则一而已”；治国者则数量众多，所以“宗无数”。也正因如此，唐代神龙元年太常博士张齐贤长篇大论、不厌其烦地讨论谁应为“太祖”的问题。
“祖功宗德”的含义可图示如下：
“←→”表示双向要求；“↓”则表示构成一个词组，也即“祖宗”“功德”。明确“祖功宗德”的含义后，需要进一步深入分别了解“功”和“德”的含义。
“功”与“德”常常被连用为“功德”一词。《辞源》对之的解释有两个：一是“功业与德行”，二是“佛教语。指念佛、诵经、布施诸事”。这样的使用习以为常，但也容易导致忽视两者各自含义的问题。
先来看看“功”的含义。《说文解字》对“功”的解释是：“以劳定国也。”这较为准确地解释了“祖功宗德”中“功”的含义。何谓“劳”？《说文解字》解释说：“劳，剧也。……用力者劳。”“剧，尤甚也。”《尔雅·释诂》：“劳，勤也。……又事功曰劳。”（《康熙字典》）综合起来看，“功”的含义侧重在体力的付出，也即所谓“辛劳”“劳动”。也因此，樊哙在鸿门宴上说刘邦“劳苦而功高如此”（《史记·项羽本纪》），将“功”与“劳”联系而言。司马迁在《史记》卷一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中言，“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其中“用力曰功”正是对“功”之含义的准确解释。对照刘邦自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史记·高祖本纪》）和“乃公居马上得之”，更可以见出“功”与“力”的密切关系。具体就西汉开国者刘邦而言，“总而言之，刘邦之所以应当做皇帝，最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其有最高的军功。这不仅是刘邦本人的看法，而且也是刘邦集团及汉政府的看法，进而可以理解为那个时代的共识”。李贤等人在注《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中“继体守文”时说：“创基之主，则尚武功以定祸乱；其次继体而立者，则守文德。《穀梁传》曰：‘承明继体，则守文之君也。’”强调“创基之主”（“祖”）“武功以定祸乱”的“武功”一面，以及俗言“文治武功”，都强调“功”与“武”的联系。凡此种种，均是对“祖功宗德”中“功”之含义的准确解释。
其次言“德”。在《说文解字》中，“德”“悳”“得”三者分列，具有各自不同的本义。“德，升也。”“悳，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古文。”“得，行有所得也。从彳声。”只是到了后来，“时尚茂密，悳字几废。……今道悳字皆作德，而悳字但为古文矣。”（《康熙字典》）随着“悳”“”消失而成为古文，其含义为“德”所容纳。“德”得到普遍的使用，其含义也大多与“得”有关。“考‘德’之语义，从字义使用上看，古文中德、得、悳三字通用。德与得义同相通。”《说文解字注》：“悳，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说文通训定声》进一步解释说：“外得于人者，恩惠之德；内得于己者，道德之悳。”简而言之，“德”与“得”密切相关。“外得于人者，恩惠之德”，“德”有接受、获得他人恩惠之义；“内得于己者，道德之悳”，施恩行惠，不仅是自己美好德性的表现，也在施行的行为过程中获得和强化了自己的德性，此之谓“内得于己”，这样的“德”谓之“道德”。“道德之德，乃基于恩惠之德而生。施恩为德，施恩的行为即为德行，施恩者即为有德者。”对此，郑玄在注《周礼·地官·师氏》时进行了完整而准确的说明，“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德”被赋予了异常丰富的内涵，但其大要、根本则在于“好生”。《易传·系辞下》言：“天地之大德曰生。”韩康伯注曰“施生而不为，故能常生，故曰大德也。”孔颖达进而疏解说：“言天地之盛德，在乎无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则德之不大。以其常生万物，故云‘大德’也。”强调“德”与“生”的密切关系。国君要守住君位，必须拥有这样的品德：“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易传·系辞下》）“仁”与“生”相连，“仁”也被赋予“生”的含义。“仁德”也就是“生德”，意为使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得以繁衍生息、蓬勃生长。“仁”进而与政治相联系，《古文尚书》提出“养民”的思想，“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古文尚书·大禹谟》）孔安国注解说：“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其中将“正德”“厚生”和“养民”三者相提并论，原因正在于“德”与“生”含义的密切关系，进而将三者的“和”解释为“善政”，由此不仅与政治联系起来，而且阐述了政治的目的。这对“祖功宗德”的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此点留待后文分析。
本文节选自《圣人的隐忧：古典政治哲学论稿》
（注释从略）
编辑：彭文曼
制作：王跃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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