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三年。
广州，一德路。
这条街一半做干果海味，一半做表。加代在这里有一间表行，柜台两米四，玻璃底下铺一层黑绒，摆四十六只表。铺面一年租四万二。
站西路还有一间。
管货的叫邵伟。
邵伟是北京过来的，比加代小四岁。一九九〇年加代在广州站西路睡棚子那阵，邵伟在北京给他送过两回钱，一回二百，一回三百。那两笔钱，加代记着。
南下第三年，加代把邵伟叫过来，让他管仓库。
仓库在后街，一间半地下的屋子，卷闸门，锁三把。钥匙在邵伟身上，货单也在他手上，进货出货，加代从来不看。
十一月十四号早上八点，江林从外头跑进表行。
“哥。”
“咋了。”
“仓库门开着。”
加代把手里的布放下。
“邵伟呢。”
“人不见了两天了。”
仓库在后街尽头，门口堆着三个空纸箱。卷闸门拉到一半，底下垫了一块砖。
里头一地的草绳、纸屑。靠墙两排木架，架子空了一半。剩下那一半上摞着两个木箱，箱盖上钉着铁皮。
江林把箱子撬开。
里头是一只一只的表，用油纸包着，包了四层。拆开一只，表盘上贴着标签，字是印的。
“多少只。”
“一百二十只。”江林说，“哥，你看这个。”
江林从桌上拿起一张单子。订货单，三百二十只，单价一千一百五，落款是一家叫兴隆商行的，底下有一行小字，写着经办人邵伟。
加代把单子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了六行字。
关，八万二。苏，六万五。吴，五万八。陈，四万四。林，七万。黄，五万四。
“这是啥。”
“邵伟跟六家借的。”江林说，“进货的钱。我昨天晚上去问过吴老板。”
“一共多少。”
“三十七万三。”江林说，“条子都在六家手里。”
那天下午，六家来了五家。
头一个来的是做皮具的关老板，五十来岁，带了三个人，进门就往柜台上一坐。
“邵伟呢。”
“跑了。”
“跑了。”关老板说，“八万二，谁给。”
加代从柜台底下拿了个信封出来。
“条子带了没有。”
关老板愣了一下。
“你认？”
“我认。”加代说，“八万二，一分不少。你哪天要，我哪天给。”
“三天。”
“三天。”加代说，“你把条子带来。”
接着是苏老板、吴老板、陈老板。到下午四点，五家都来过了，五张条子摆在加代的柜台上。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第五家是林老板，做五金配件的，六十来岁，进门先叹了口气。
“加代，我不该来找你。”
“该来。”加代说。
“那一百二十只表，我们几家分了算了。”
“表归我。”加代说，“账也归我。”
那天傍晚，五张条子摆在柜台上。
“哥。”江林说，“这五张的日期挨着。”
“都是哪天。”
“九月二十六到二十九。”江林说，“三天里借出去五笔。”
“谁告诉他们邵伟缺钱的。”
江林没说话。
“去问。”加代说。
第二天上午，麦世雄来了。
麦世雄四十出头，穿一件深灰色的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在一德路做表做了十一年，铺子在里头那条巷子，两间打通，比加代的大一倍。
他进门先笑，手指在柜台上敲了两下。
“加代。”
“麦老板。”
“邵伟的事，我听说了。”麦世雄说，“三十七万三，六家。你认了五家，还剩黄老板那家没来。”
“你都打听清楚了。”
“这条街上，没有我不知道的事。”麦世雄说，“我来不是看热闹。我来是想跟你说一句：那批货，我要。”
“哪批货。”
“兴隆商行那三百二十只。”麦世雄说，“邵伟接了这批货，货到一半，钱没付完。剩下的货在兴隆手里，兴隆昨天来找我，让我接手。我接了两百只。”
“那仓库里那一百二十只呢。”
“那是邵伟付过钱的那一批。”麦世雄说，“货在他手上，账也是他的账。按规矩，你可以拿这批货去抵那六家的账。”
加代看着他。
“麦老板。”
“你说。”
“兴隆商行的经办人是谁。”
“邵伟。”麦世雄说，“单子上写着。”
“单子上是谁把这个行介绍给邵伟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麦世雄说，“加代，我是好心。你把这一百二十只给我，我给你二十八万，六家的账你还能剩二十多万自己扛。”
“你出一千一百五收的货，转手给我一千一？”
“我做的是生意。”麦世雄说，“你要是不愿意，我也不勉强。”
“兴隆那两百只，你多少钱接的。”
“一只八百五。”麦世雄说，“两百只，十七万。我出这个价，是替这条街的行市撑着。兴隆那批要是砸在手上，一德路的翻新表就没人敢接。”
“你撑着行市，邵伟撑着三十七万三。”
麦世雄站起来，把外套的扣子扣上。
“还有一件事。”他说，“这条街上，谁跟谁做过什么，都摆在明面上。我这些年没欠过谁一分钱，也没让谁替我背过账。你要是查，随便查。”
“我没说查你。”
“我知道你没说。”麦世雄说，“我就是先跟你说清楚。”
麦世雄走了。
那两天里，六家的债主陆续到仓库来看过货。
第三天晚上，出了事。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晚上九点多，江林从仓库打电话到表行，说门口来了两辆面包车，下来十三四个人，都拎着铁管。
加代正在表行后头对账。他把笔搁下。
“谁带的。”
“不认识。”江林说，“说是替林老板和黄老板来拉货的。”
“你几个人。”
“我、周强、马三，还有两个看仓的。”
“把门顶住。”加代说，“我十分钟到。”
加代带了七个人过去。
面包车停在仓库门口，车灯开着，两道光横在巷子里。十几个人围在卷闸门前头，有人拿了铁管去撬门。卷闸门被撬起一道缝，锈皮落了一地。
周强从后头上去，一肩膀把撬门那个撞开。马三抄起巷子边上一只竹筐，砸在第二个人的肩膀上。
巷子窄，两边是墙，铺不开人。加代站在巷口，两只手垂着。
“把车灯关了。”他说。
有个人回头。
“你谁啊。”
“加代。”
那人不说话了。
“货在这屋里。”加代说，“账在我身上。你们要拉货，得先把林老板和黄老板的条子拿来。条子拿来，我按条子上的数给钱，一分不差。”
“我们拿不到条子。”
“那就回去跟你们老板说。”加代说，“让他明天来找我。”
十几个人站在巷子里，谁也没动。
加代往前走了一步。
“车灯关了，人走。”他说。
两辆面包车倒出去，走了。
那天夜里清点，两个木箱少了一个。
后墙的窗被人卸了两块玻璃，铁栏杆掰开一根。少的那一箱是六十一只表。
江林蹲在地上看了半天。
“哥，窗是从里头掰的。”
“什么时候掰的。”
“不知道。”江林说，“至少在今晚之前。”
第二天，六家在表行后头点账。
关老板八万二，苏老板六万五，吴老板五万八，陈老板四万四，林老板七万。五家点完，三十二万一千。
黄老板那家是最后一家，五万四。
黄老板是做大钟的，铺子在仁济路，晚上不开门，只在夜里十点以后摆大排档。
那天夜里十点半，大排档。
一张折叠桌，四条塑料凳，桌上一盏灯泡，蚊子绕着飞。后头是灶，灶上一口铁锅，火苗蹿出来半尺高。那年一德路一块钱三个烤生蚝，黄老板点了两打。
“加代，我不是不信你。”黄老板说，“我是不信这个行市。”
“你说。”
“邵伟跑了，你替他扛。这账要是按规矩，你得扛。”黄老板说，“可你扛完，六家都认你，你就成了这条街上最硬的一个人。我要是传出去，说我是最后一个来要账的，我这脸上不好看。”
“你不难看。”加代说，“你是最后一个，是因为你那五万四最小。”
黄老板愣了愣，笑了。
他把条子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张纸，边角磨得起毛，上头写着五万四，底下按了个红手印。
“数一数。”
加代从兜里把钱点出来，一沓一沓压在桌上。五万四，一百的，五百四十张。
黄老板数了两遍，把条子推过去。
“收条你拿好。”他说，“这是你替兄弟扛的凭证。”
加代把最后一张收条摊在桌上。打火机攥在手里，盖儿没掀。
“哥。”江林在旁边说，“烧了吧。烧了这条街就没人再提了。”
加代没说话。
铁锅底下的火苗蹿上来，映得那张纸发红。
“哥。”
加代把打火机塞回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