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弗吉尼亚·伍尔夫发表了一篇名为《论生病》的随笔。在伍尔夫的非虚构作品谱系里，它的名气仅次于1929年那篇女性主义基石之作《一间自己的房间》。两篇文章共享同一个关切：在她看来，"心灵、身体与大脑"是"全部搅在一起的，并不像百万年后那样分门别类地装在各自的隔间里"。
《论生病》用疾病这种永恒而无差别的痛苦，来检验这种纠缠。既然生病是人类经验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伍尔夫发问：为什么文学如此罕见、如此无力地表现它？
一场高烧般的写作
这个问题的紧迫感，随着文章一路狂奔而不断累积。它写于前一年秋天一场漫长的病中，句子翻滚、想象急转，读起来灼热得让人怀疑：它是不是真在发烧时写下的？开头那段气势逼人的长句值得完整引用——
考虑到疾病何其寻常，它带来的精神巨变何其巨大；当健康之光黯淡下去，被揭示的未知国度何其惊人；一场轻微流感能照出灵魂怎样的荒原与沙漠；体温稍升能显露怎样的悬崖与缀满鲜花的草坪；在生病的过程中，我们心中怎样古老而顽固的橡树被连根拔起；我们怎样坠入死亡的深坑，感到湮灭之水在头顶合拢，醒来却以为身在天使与竖琴手面前——就像拔一颗牙，从牙医的扶手椅上浮出水面，把他那句"漱口——漱漱口"错听成神明从天庭俯身迎接我们的问候。当我们想到这些，以及无穷更多、又被迫频繁想到的东西，疾病竟然没有和爱情、战斗、嫉妒并列成为文学的首要主题，这实在奇怪。
讽刺意味十足的是，一篇抗议文学普遍对肉体痛苦保持沉默的文章，竟出自这样一位"去身体化"的作家之手——她常常像这段文字一样，化身为一种漂浮的意识。那颗孤零零、近乎滑稽的牙齿，是全文唯一提示我们身处肉体领域的信号。其余那些高蹈的意象——灵魂的荒原与沙漠、死亡的深坑、湮灭之水——全由无形的抽象构成，尽管语调带着自嘲式的夸张，仿佛在嘲弄疑病症的过度。文章自始至终，伍尔夫都没有具体提到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病，或任何一个人生病的经历，哪怕她呼吁"给伤寒写史诗，给肺炎写颂歌，给牙痛写抒情诗"。"自身免疫"这个词当时尚未流行，但《论生病》这种自我拆台的特性，暗示着一种类似的诊断：这是一篇拒绝给自己它所寻求的健康的文章。伍尔夫为什么无法召唤出她所呼吁的那种直白？
一座被开采的矿
借着百年纪念的契机，一家小型出版社"新梅纳尔出版社"推出了《论生病》的新版本，并附上十二位当代作家关于疾病的文章。这个版本印证了这篇文章的生命力：与人的身体不同，文章有时能获得不朽，或至少是超常的寿命。它也让人想起一个事实：《论生病》最初发表在T.S.艾略特主编的《新标准》杂志上，三个月后又被美国刊物《论坛》转载，换了一个标题——《疾病：一座未开采的矿》。
不能说这座矿今天仍未开采。过去一百年，已经修正——虽然很难说推翻了——疾病在小说中受忽视的说法。近几十年来，疾病叙事变得越来越常见，围绕身体的沉默法则，尤其是曾经格外不可言说的女性身体，已经消退。
即便在伍尔夫的时代，这座隐喻之矿也并非完全未被开采。恰如其分的是，它最重要的矿工正是一位真正煤矿工人的儿子。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1913）和《恋爱中的女人》（1920）都早于《论生病》，并且以不容忽视的方式呈现了疾病。劳伦斯笔下那些热烈生活、强烈感受的人物，在病榻时光中获得了灵性的澄明甚至启示。糟糕的支气管健康困扰了劳伦斯一生，这或许是在矿区小镇吸入煤尘的童年所付出的代价。1911年11月他二十六岁时的一场肺炎，似乎格外具有澄清作用。次年2月病愈后，他取消了与露易·伯罗斯的婚约——他写信告诉她："我的病让我改变了很多，打破了许多束缚我的旧纽带"——不久后便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弗丽达·威克利。伍尔夫同样把疾病视为一种感知被放大的状态，一种能揭示"未知国度"的状态。
被忽略的同代人
在《论生病》中，伍尔夫向出身优渥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和牛津毕业的托马斯·德·昆西致意，却忽略了一位疾病对其影响如此深远的同代人。伍尔夫——那位真正的天才、那位毫不掩饰的势利眼——因此削弱了自己的论点。她第一次公开提及劳伦斯，是1920年对《迷失的姑娘》一篇不以为然的书评，其中暗示了这种省略的一个原因："我们以为他是一位……身体鲜活、身体的问题紧迫而重要的作家。很明显，性对他有一种意义，想到我们或许也不得不探索它，令人不安。"后来，她又不具说服力地坚称，"最伟大的作家对性不偏不倚，不加任何强调"，并抱怨劳伦斯、乔伊斯和海明威"用他们的炫耀败坏了女性读者的阅读体验"。
一百年过去，疾病终于不再是一座无人问津的矿。但伍尔夫当年那个自我拆台的问题依然悬着：为什么最切身、最普遍的身体经验，写起来却如此艰难？也许答案就藏在她自己的文章里——当语言试图逼近疼痛，它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抽象，飘向那些"灵魂的荒原"与"湮灭之水"，而把真正的那颗牙，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