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许知远还是一个试图理解世界的年轻人。那一年，还是大学生的他做出了休学的决定，收拾行囊走过大半个中国。彼时的他，试图通过阅读、行走和写作，寻找一个年轻人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
这种寻找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停止。2005年年末，他开始创业做单向街书店。比起建立自己的“事业”，他更希望创造一个能够超越个人、长久存在的文化空间，让阅读、讨论和思想交流在其中发生，让人与人之间建立真实的联结。
10年后，他又以访谈者的身份走进大众视野，推出谈话节目《十三邀》，开始在镜头前与不同领域的人展开对话。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长期躲在文字背后的创作者，变成了一个被大众讨论、被镜头注视的公众人物。他开始面对另一种复杂的处境：在被观察的同时，继续保持自己观察者的姿态。
在许知远看来，最重要的并不是形式变化，而是核心价值始终稳定。
这种稳定并不意味着拒绝变化。对于观众而言，许知远变了：最初他单纯地想找人对谈，后来，他进入现场，关注、体验人物所处的环境，理解他们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许知远始终试图抵达同一个目标：理解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人。
如果要形容自己与媒介之间的关系，许知远想到的是“置身其中，若即若离”。他并不是一个天然站在变化之外的人，至今仍然对印刷媒介抱有强烈的情感。但面对不断更迭的传播方式，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
今年，许知远50岁。回望过去30年，他经历了媒介环境的剧烈变化，也经历了身份的不断转换。但比起追逐每一次新的传播风口，他更在意的是：在变化不断加速的过程中，一个创作者是否还能保留属于自己的内核和节奏？
以下是他的自述。
在答案泛滥的时代，重新寻找具体经验
成为创作者这么多年，我也会有感到疲惫的时候。最近一次是在中国香港书展上，因为今年正好是我第一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出版的25周年。在听一些读者表达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已经没有耐心去阅读一个文本，包括里面具体的细节。
比如我在北京大学的28楼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第一次知道海明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对具体经验的提问变少了，大家都在问很抽象的问题，并且需要对方给出答案，这就是当下的媒介环境带来的伤害。
当你失去具体经验的时候，是非常容易感到疲倦的。包括你问我，要用什么词组形容过去30年我与媒介的关系，其实这是无法总结的。我必须回到过去具体的场景中：1996年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当时的《新周刊》是什么样的？后来我们又经历了哪些变化？所谓的“答案”是从一幕又一幕具体的情景中诞生的，我们需要回溯过往才能够找到答案。
可惜我们这个时代缺乏这份耐心。我常常要面临一开场就要给出“答案”的场景，但我想，这个“答案”也许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而这个错误的“答案”又会不断生成下一个“判断”。这就造成了我们常常会忙碌生产很多浅薄的输出，我挺疲倦的。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真正的疲惫来自内心，而不是外界。
现在的媒介环境看似很多样，实际上声音都相对单调。如果你的内容真的具有某种独特性，那对于观众来说仍然是有吸引力的。
但是我可以理解，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描述方式。我们总是希望在一个相对的时间里面列出所谓的“结果”或者“答案”，而这往往不如在一个短的篇幅里就呈现一个紧凑的切面，这个切面可能比任何答案都来得珍贵。
《十三邀》第九季剧照。（图/豆瓣）
像这一季《十三邀》里，我和梁鸿教授的对谈中出现了几分钟打工家庭的具体镜头。那几分钟的呈现，超过那些所谓“打工潮”概念上的评论或者分析，因为它生动地呈现出了具体生活的经验和细节，而不是空洞的概念阐述，这才是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我想，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做深度对话的意义。团队成员和我都很遵循自己本能的好奇心。所有采访对象的确定，都始于我们当下真实的兴趣：对一个人的经历、思想或其所处的世界产生好奇，并希望通过采访寻找答案。当然，节目也有自己内部的变化，它一开始更依赖语言谈话，后来越来越重视个人介入的体验，包括对整个时代情绪的记录式观察。
造一艘自己的船，穿越时代洪流
其实每次拍摄后，我都不会回看，也从来不看网上的评价。因为我不关心这件事情，甚至无所谓。每个人都有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嘈杂、泛娱乐化的时代，活在巨大的语言泡沫里，很多人会通过某种娱乐方式来接近一个内容。
节目会不会造成误解、被解读，我认为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不是依靠社交平台的情绪来判断自身的价值。
尤其当人的主体性和自身能动性消失之后，外界剧烈的变化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困境。但如果这两者能够被建立起来，你可以抵御外界涌来的压迫，甚至尝试创造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一生中有个永恒的任务，就是需要用各种方式建立自己对世界的独特认知，挖掘自身的经验，探索自身在世界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我们要把自己造成一只小船，试图在时代洪流中找准自己的方位。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时代就呈现出它的优点，因为它提供了那么多参照系，你有很多辅助造船的工具。如果你运用得当，可以造一艘不一样的船，但前提是你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我们不是被动的，不是时代的俘虏，更不是面对外界的压力就变得束手无策。
不要认为时代应该自然给我们生成一个可以面对世界的主体性，这是需要自己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发现的。整个过程的痛苦、不安、无能为力，都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我建造就是在痛苦不安、无望之中才完成的。
作家许知远。（图/受访者提供）
当你尝试转换一下思想观念，世界也许会变得不一样。我觉得媒介有时会夸大个体的无能，在贬低我们的自由意志。我认为至少要强调人是有强大的自由意志的，我们能做出一些不一样的选择。
我写梁启超的书写到第三卷的时候，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生命力对人的重要性。在他自己的时代，他同样感到受困和无力。某一方面，他面对时代挑战的困难比我们当下要多很多。
对我最具体的鼓舞来自他的创业经历。他当年去办报馆、办学校，去世界各地募集款项，中间有过很多困难，他是用自己的版税支撑着书局和报馆。我看到他创业都那么难，自己的内心也就释然了很多。
创办单向空间的20年，我也有过很多茫然的时候。一个以书籍为主体的公司、文化空间，怎么能更好地维系下去，如何面对数字化的浪潮——这些具体的问题都会让人头痛。核心问题就是：外界环境总是在变化，而内在的稳定性与外在的灵活性如何共存、并存？
创作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如何保持我的生命力、好奇心、求知欲变得非常关键。我不可能依靠同样的话语和审美一直持续下去，保持内核的同时要产生新的形式或者有变化的表达，否则自己也会感到疲倦。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想首先要对自己的内心诚实，同时对外界保持足够的开放，这个过程挺折磨人的。
创造有价值的联结
我今年虽然50岁了，但其实没有特别强烈的年龄感。古人所说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背后有一套基于农业时代生命长度和社会结构的年龄划分的规则，每个阶段被赋予了相应的意义。但随着现代人的寿命不断延长，人的成长经验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很难再用过去那样固定的年龄标准去定义一个人。
对我来说，年龄带来的更多是一种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变化。我年轻时感到震惊、困惑的很多事情，现在我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了。但我依然有很多困惑，比如对世界的不理解，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也仍然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
只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一个人的内在稳定性会增强。你会更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也更能接受很多事情的不确定性。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本质上的变化。
位于浙江宁波甬江边的单向空间·水手书店。（图 / 微博@单向街图书馆）
在本质意义上，我觉得自己对世界仍然充满探索欲，和二三十岁的时候一样，仍然保持着好奇心。可能现在少了一些盲目性，但我想去发现世界、描述世界、理解世界的冲动，依然非常强烈。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只是随着年龄增长，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我对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的。
但重要的是，如何在当下的环境里，我依然能够去发现、去书写、去创造一些东西。另外，随着年龄增长，我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某种使命感或者任务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自我而活的。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生活在时代的延续之中。
我们成长起来，一定受惠于年长一代人给予我们的知识、经验和情感上的鼓励。我也会思考，如何把自己获得的这些东西传递给更多人，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
所以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尝试传递这些东西——让那些我们认为珍贵的好奇心和热情，能够继续被保留下来，在各自的位置上，去创造有价值的联结。
题图| 由受访者提供
排版 | 孔淑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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