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中央多个重要岗位出现空缺。3月22日晚，广州军区司令员黄上将接到通知，连夜赶往北京，结果刚一见中央首长就听闻新命令，组织准备任命自己为总参谋长。
黄上将对此毫无心理准备，第一反应就是拒绝。不过，这种事情由不得个人意志为转移，最终黄上将还是走马上任，一步步陷入了风波之中。
中央这道任命，不仅改变了黄上将的生涯走向，也让很多人的命运发生变化。其实若非直接钦点，总参内部也有个人很合适成为总长，同样深受101信任、同样资历能力出众，并且还在总参工作了六年，有段时间也抓过总参的全面工作。
既然如此，为何组织又决定要空降黄上将到总参呢？
建国初期的总参人事变更是非常频繁的，由于位置重要、职权与国防部重合等原因，多任总长都是非正常离任，像大将粟裕、黄克诚、罗瑞卿都是如此。
罗瑞卿1965年末的上海会议后被撤去职务，接下来就是上将杨成武代理。杨代总长在任期间，副总长有李天佑、张宗逊、张爱萍、彭绍辉、王新亭、温玉成、吴法宪等人。这些副总长有的是挂职，有的是专职。
如果在其他单位有具体工作的基本属于挂职，比如空军的吴法宪。而从大军区直接调上来的李天佑此类就是专职，干得活更多更精细。
说起来原本李天佑就很有希望接任总长的，一开始李天佑分管军务、动员、防化兵，后来又转而分管作战、情报、机要、通讯兵等，他先后分管过10余个部、局，都是核心。
并且在总参党委排名中，李天佑是仅次于书记杨成武的副书记，有时杨成武精力用于其他方面，总参的日常工作就交由李天佑主持。既然如此，为何又不是他来接任总长呢？
在另一位副总长吴法宪的回忆里，就说过一部分原因。在杨成武被拿掉之后，吴法宪也曾被人提名担任总参谋长，但他清楚此职务的重要性，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在他看来，担任总长必须要有足够的资历和健康的身体。资历方面，他肯定是不够的。
之前的总长都是什么人？徐帅、聂帅（代）、粟裕、黄克诚、罗瑞卿，要元帅和大将才镇得住，上将杨成武都只能是代理，自己一个中将，还是政工出身，连接任空军司令员时都异议不小，还怎么干三军总参谋长？
而李天佑是副兵团级上将，资历方面勉勉强强，可身体是个大问题。李天佑战争年代多次负伤，1938年后就被迫离开岗位前往苏联治疗，缺席了抗战的大半阶段。
1952年李天佑查出肾病，本来在广州军区工作时情况还算问题。但1962年到总参后，繁重的工作对他身体伤害很大，令他肾病反复发作，有段时间只能是斜躺在床上办公。
这个状态，中央是不会也不忍心给太多压力的，一来耽误病情，二来影响工作的开展。
按照自1958年后的惯例，担任总长的往往会兼着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都是如此。
假如让李天佑肩负起这两个重要部门，那工作量将会呈几何似上涨，他肯定是吃不消的。所以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就让同样出身“双一”的黄上将来接替杨成武履职。
李天佑跟黄上将还是挺有缘分的，之前在广州军区，黄上将担任司令员，李天佑担任第一副司令员。没想到十几年过去、换了单位，还成了同样的配置，有点替李天佑遗憾啊。
当然，遗憾只是后人的感慨。就当时而言，没让李天佑担任总长绝对是正确的选择。同年他出现了严重的健康危机，医生一再叮嘱他要多加休息，但是他仍抱恙坚持，这导致情况越来越严重。
1969年的九大，李天佑职务再次得到提升，成为中央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这个军委办事组类似于运动前的军委常委，军队的重要事项都必须经过它来处理。
本来李天佑进入了这个核心班子，实权应该更大才是，但办事组有几位成员似乎对他有些排斥，部分重要文件不发给他，关键会议也不通知他，甚至核心事件也不让他参与讨论决策。这让李天佑处境非常尴尬。
更让李天佑无奈的是，他原本负责的作战、通信等工作被分了出去，改让负责政治思想。他从红军开始就是以善战出名，根本没搞过政工，相当于一切从头开始。
对于组织的命令，李天佑是不会拒绝的，他又是个不服输的性子，不希望辜负中央期望，就工作得更加拼命、更加不愿意休息，于是，身体吃不消了。好几次都累倒在办公桌上。
有人将李天佑的情况反映上去，可惜上级1970年1月才下达让他休息的命令，这时已经太晚了，积劳成疾沉疴已久，非药石可医，短短几个月后就无法控制，最终在1970年9月27日病逝，年仅56岁。
李天佑如此有才能之人正值壮年去世，对革命是一大损失，妻子痛苦地说过：“他干什么都早，16岁当连长，20岁当师长，他连去世也比别人早。”
不过事有两面，李天佑的儿子李亚宁晚年后来回忆过一件事，有人在李天佑去世一年时“宽慰”他说：“如果你爸爸没走，也是要受牵连的。”
这些没发生的事，谁也说不准，我个人就是觉得，李天佑曾经在东北野战军时期堪称纵队一级的第一人，指挥过东野五虎里的四只虎，且早早实际指挥超过一个兵团。
可惜他却没担任过兵团司令员，建国后也没当过大军区司令员，后来也一直干副职，真的很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