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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民主党一直磕磕绊绊地寻找有效的竞选主张，如今似乎终于在“让生活负担得起”上找到了答案。这个想法再简单不过：生活必需品已经贵得令人无法忍受，总该有人采取行动了。
祖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以此为主题竞选纽约市长，并赢得了选举；更偏中间派的候选人也取得了胜利，包括参加新泽西州州长选举的米姬·谢里尔（Mikie Sherrill）和参加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的阿比盖尔·斯潘伯格（Abigail Spanberger）。如今，类似的政纲也正在推动詹姆斯·塔拉里科（James Talarico）、罗布·桑德（Rob Sand）和罗伊·库珀（Roy Cooper）等备受关注的民主党人的中期选举竞选。这一诉求把高昂的生活成本与共和党的政策联系起来，尤其是关税和伊朗战争。难怪民主党的竞选策略人士纷纷将它作为竞选主张。
赢得选举绝非小事。不过，要为民主党带来持久优势，“让生活负担得起”这一议题可以，也应当超越物价高企本身。民主党眼下最大的风险，是未能正视那些以这一诉求参选的候选人所触及的、远为重大且更具影响力的议题，最终又一次让选民失望。
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也不在社会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之间，而在于人们如何看待现行经济制度：一方认为，这一制度是公平的，也能很好地服务于大多数人；另一方则不认同。少数美国人援引经济增长率等总体指标，为现行制度辩护；大多数人却不这么看。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CBS News）最近的一项民调发现，约60%的美国人认为经济“不公平”，而45岁以下的人大多表示，他们拥有的经济机会不如父辈。在《经济学人》与YouGov最近的一项民调中，66%的共和党人表示，贫富差距是个“大问题”。尽管股市上涨，美国也没有陷入衰退或大规模失业，盖洛普（Gallup）每月发布的经济信心指数却一直处于负值。
要真正做好一场以“让生活负担得起”为诉求的竞选，触及比对高物价的不满更深一层的不满，民主党就应当回应这种普遍的不公平感。核心主张是重建平衡：承诺让偏向财富高度集中的失衡经济恢复平衡。
这样的主张可能听起来像泛泛而谈的政治套话，无非是为小人物挺身而出。要让人信服，就必须提出一套政策纲领，以选民容易理解的方式，将经济权力从大人物手中转移出去。
从那些以“让生活负担得起”为诉求参选的候选人的政纲中，就能看出这一点。马姆达尼提出的政府经营的食品杂货店，确实是为了让牛奶更便宜，但也是为了削弱食品业大集团的权力。谢里尔面向数据中心制定的公用事业收费标准，确实旨在降低消费者的能源价格，但也是为了迫使科技巨头自行承担其基础设施的费用。正在竞选艾奥瓦州州长的桑德，确实希望降低房价，但部分做法是禁止私募股权机构将独栋住宅大批买下，用作投资。
我们正在看到的，是美国一种由来已久的思想的复兴：经济力量应当保持均衡。这种思想虽然没有正式的名称，却很可能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思想。
竞选活动中有迹象表明，一些民主党候选人理解这种更广泛的“让生活负担得起”主张为何具有吸引力。例如，正在得克萨斯州竞选参议员的塔拉里科说，“这个国家最大的分野不是左与右”，而是“上层与下层”。民主党不应害怕更有力地宣扬这一主张：问题不仅在于物价高，还在于经济的结构。如果民主党能够接受“让生活负担得起”的真正内涵，他们也许能做到的不只是赢得选举；他们也许能带来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大多数共和党人，都表示期待的变革，并由此重塑我们的政治格局。
美国人一次又一次反抗权力失衡。从美国革命到1800年的选举，从19世纪30年代杰克逊派对国家银行的斗争到19世纪70年代农民反抗铁路垄断的运动，从进步时代到新政，美国人一次又一次力图制约集中的权力，或使权力分布恢复平衡。
仅用“民粹主义”来概括这一传统，未免低估了它的意义。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曾敏锐地指出，美国每隔几十年就会在“私人利益”时期与“公共目标”时期之间来回摆动：前者是亲商的个人主义，后者是着眼公共利益的改革。这一循环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当时，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开始，一系列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总统颠覆了东部银行业和商业势力主导的经济格局。杰斐逊领导的运动最终为数百万小农打开了通往中西部和西部的大门。杰克逊时代、内战、进步时代和新政，都是民众对金融业、奴隶主和企业垄断势力所掌握的权力的一次次清算。
今天，我们也处在类似的私人利益时期。过去40年里，我们任由大企业和美国最富有的人将财富集中起来，所依据的理论是：到了日后的某个时候，这些收益终会惠及所有人。遗憾的是，那个“日后”从未到来。
更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失衡，比单纯的贫富分化更加多样。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世代之间、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也都存在经济分化。而现在，科技行业与其他所有人之间似乎又出现了一道鸿沟。我们常被告知，只要不加干预，人工智能会像上涨的潮水，托起所有船只。然而，历史站在怀疑者这一边。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律师、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为代表的美国反垄断传统重新兴起，并非巧合。从针对Live Nation、谷歌、Meta、亚马逊和苹果的大规模诉讼，以及近期涉及社交媒体危害、对Meta和YouTube作出的不利判决中，都能看出这一点。无需成为经济学家或技术官僚，也能理解：集中的市场权力不仅威胁着广泛共享的繁荣，也威胁着社会凝聚力。
你甚至不必是民主党人。不妨回想一下，J.D.万斯在成为副总统之前，就表达过许多与今天这些主打“让生活负担得起”的候选人相同的担忧。密苏里州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布赖恩·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以及佛蒙特州州长菲尔·斯科特（Phil Scott）等共和党政治人物，也表达过类似的担忧。当然，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至少部分也是对这种经济失衡感的回应，尤其是在农村和工人阶级选民中。
诚然，有人坚持认为，试图重新平衡经济权力，会摧毁美国及其企业赖以保持蓬勃生机的活力。
从政治上看，这种担忧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有说服力。要理解其中的原因，不妨看看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它是全美最受欢迎、财务表现最出色的体育联盟，在这两方面都遥遥领先。同时，它不断通过硬性工资帽和大力度的收入分享等措施，重新平衡各支球队之间的力量；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就没有硬性工资帽。如果NFL实行自由放任，运作方式更接近今天的美国经济，纽约和洛杉矶的球队就会占据统治地位。现实中，堪萨斯城、底特律和巴尔的摩的球队也能参与角逐。如果这个联盟的球迷（或许占全国人口的一半）更喜欢橄榄球联赛中有监管的竞争，他们为什么不会希望经济中也有这样的竞争呢？
一些民主党人担心，全力倡导经济力量均衡，对大多数选民而言会显得过于激进。马姆达尼这类人物就引发了这样的担忧：他一面以“让生活负担得起”为诉求竞选，一面又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每有一个马姆达尼，就有一个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Abdul El-Sayed）或菲尔·韦瑟（Phil Weiser）这样的人。他们自称资本主义者，凭借“让生活负担得起”的政纲，击败了被看好的建制派候选人。同样，塔拉里科的竞选团队称他是一名“自豪的资本主义者”，而他又感叹：“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比整个中产阶级还多。”如果把我们当下的政治时刻看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旧有较量的重演，就看不到真正发生的事情。
重新平衡经济权力，或纠正其失衡，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做法。在中期选举中，那些以“让生活负担得起”为诉求竞选的民主党人正在提出各种策略。有些人，比如桑德，倾向于有时被称为“丰裕”的路径，例如削减拖慢住房建设的繁文缛节，帮助降低住房价格。另一些人，比如塔拉里科，则强调更直接的帮助方式，例如由联邦政府向首次购房者提供首付援助。
不过，候选人之间最显著的差别，与其说在于方法，不如说在于可信度和决心。亚利桑那州前参议员柯尔斯滕·西内马（Kyrsten Sinema）的经历就是一个警示。她曾在竞选中自称是为“被遗忘的中产阶级和我们社会中无权无势的人”而战的“斗士”，最终却成了制药行业的重要盟友，并成为大力度药价改革的主要反对者。西内马的事例提醒我们，不应低估反对“让生活负担得起”政治主张的力量。虽然从人数上说，支持他们立场的人只占少数，但他们背后有强大的行业和个人；经济制度维持原样，能为这些行业和个人带来巨大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天真。以重新平衡经济权力为政纲竞选，或许能吸引广泛的选民群体，却可能让候选人失去企业的支持，并最终失去捐款，而竞选公职需要大量资金。导致候选人只是表面上接受“让生活负担得起”的主张，像西内马那样，或作出含糊软弱的经济承诺，像卡玛拉·哈里斯在总统竞选期间提出的那些承诺，其原因更多在于这笔盘算，而非什么意识形态上的顾虑。嘴上说要让生活负担得起，短期内或许有助于保住捐款；但在承诺为选民服务之后，却无视绝大多数选民的诉求，就是在为长期失去民心埋下伏笔。
事实上，民主党今天之所以拥有一个绝佳机会，恰恰是因为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纠正经济失衡的努力，反而成了腐败与指令式资本主义的典型案例。特朗普及其一些官员，比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已经开始否认存在生活负担能力问题，或者拒绝为此承担任何责任。民众对特朗普经济治理的失望日益加深，不赞同其经济治理的比例超过70%。这意味着，他的强人经济实验已经走到尽头，也给了民主党一个机会：将经济力量均衡这一议题牢牢确立为自己的主张。
我国党派分裂的最大受益者，是现有的经济格局。如果能够把美国公众的意愿直接转化为政策，我想，我们会看到经济秩序发生根本变化，重新平衡财富所拥有的权力。因此，当下的主要挑战，是克服转移注意力、制造分裂的政治，把让生活负担得起的本能诉求转化为一套政治行动纲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历史表明，前辈们曾在更加艰难的时代做到了。我们曾经做到过，这个事实应当给予我们希望。
吴修铭（Tim Wu）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特约评论撰稿人，著有《榨取时代：科技平台如何征服经济并威胁我们未来的繁荣》（The Age of Extraction: How Tech Platforms Conquered the Economy and Threaten Our Future Prosperity）。2021年至2023年，他曾在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任负责竞争与科技政策的总统特别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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