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日深夜，杭州拱宸桥外，一口棺材已经摆好。
被押来的王天培看见棺材，脚步停住了。
陪他出门的连长没有再往前走，跪在地上，把一份电报递给他。电报的意思很冷：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克扣军饷、贻误战机，着即枪决。
他这才明白，所谓“南京有要事相商”，不是复职，不是召见，是送命。
三十九岁。
这个人，两个月前还站在徐州城头，被称作北伐名将。
王天培是贵州天柱人，字植之，早年入保定军校，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黔军里出来的将领，身上有一股硬气。
北伐开始后，他率第十军出贵州、入湖南、转战湘鄂，再一路北上。
一九二七年春夏，津浦线战事吃紧，徐州成了南北争夺的要地。
徐州不是一座普通城。
它卡着津浦铁路，北接山东，南控淮泗，谁拿住徐州，谁就能把战线往华北推。孙传芳、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也清楚这一点，重兵死守。
王天培带第十军往北打。
六月初，徐州被攻下。
南京方面开庆功会，第十军一时声名大起。有人把它同叶挺独立团并称“铁军”，也有人称它为“钢军”。
这是一份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名声。
可打下徐州以后，王天培很快发现，城头上的旗帜换了，桌上的难题没有少。
第十军不是蒋介石嫡系。
它的底子是黔军，兵将多出贵州，跟黄埔系、江浙系都隔着一层。王天培能打，却不容易被放心使用。
更要命的是，他赶上了一九二七年的大裂缝。
四一二以后，蒋介石在各地推动“清党”。王天培对第十军内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没有按蒋的意思大开杀戒。
这句话传得很重：“现在北伐还未成功，不能同室操戈。”
对蒋介石来说，这不是一句感慨。
这是不服从。
徐州城里，王天培还碰到另一件扎心事。
血战刚过，地方官吏已经开始进城接收。王天培看着那些人，撂下一句：“战血未干，做官的已经来了。”
第十军将士更不平。
他们在前线拼命，军饷却迟迟不到。后方嫡系部队衣饷较好，枪声少听，饷银不少。到了六月底，徐州军需处被士兵围住，闹饷声、枪声混在一起。
钱来晚了。
箱子到了车站，还没发下去，就被乱兵抢散。有人南下南京讨饷，有人军心动摇。
直鲁联军等的就是这个空子。
七月下旬，孙传芳、张宗昌部反扑，徐州再次失守。第十军边打边退，王天培急电求援，局势已经压不住。
蒋介石赶到前线督战，见败局难收，又退回南京。
徐州失守，南京震动。
这时的蒋介石自己也被逼到墙角。宁汉分裂、各派倒蒋、军事失利，一起压上来。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他在上海通电宣布下野。
王天培成了最好用的那个人。
败仗要有人承担。
非嫡系要被敲掉。
拒绝“清党”的旧账也要算。
八月间，王天培被电召到南京。他以为还要商议第十军收容和整顿，随员也跟着过江。
进了总司令部，他没有见到想见的人。
卫士拿来手令，把他扣下。
罪名列得很齐：不听指挥，贻误战机；隐兵不报，图谋不轨；克扣军饷，动摇军心。
这三条里，最容易写在纸上的，是军饷；最难摆在桌面上的，是派系和清党。
王天培被押往杭州。
西湖边的葛荫山庄，一度成了他的囚所。第十军还派了勤务兵照料他，守兵连长对他也算客气。
可客气救不了命。
九月二日深夜，门被叩响。
连长说，南京来电，有事请军长即刻前往，车已备好。
王天培穿好衣服出门。几辆人力车等在外面，夜色里一路往偏僻处走。
他看见了人影。
也看见了棺材。
他问连长，这是不是去车站的路。
连长跪下，把电报递过去。
王天培看完，声音低下来。他问连长，能不能救他一命。
连长说，救不了，监视他的人，比监视军长的人还多。
枪响了。
王天培倒在杭州城外，年仅三十九岁。
后来，王天培的弟弟王天佑和第十军军部秘书胡英甫到杭州，为他易棺重殓。棺木打开时，遗体已经难以辨认，只能凭特征相认。
在被押解途中，王天培写过《宁归歌》：
“杭州道上兮，武穆徒悲！”
他想到了岳飞。
一个北伐将领，刚刚打过徐州，又死在杭州。
蒋介石宣布下野，不等于王天培立刻获生；蒋介石离开南京，也不等于那张杀人的网就松开了。
那张网早已收紧。
拱宸桥外，连长跪着递出电报，王天培站在棺材旁。风从运河边吹过来，枪声过后，第十军的军长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队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