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草书的第一反应是：这写的到底是什么？线条盘绕成一团，能认出的没几个，只好点点头说一声“好”，其实一个字也没读进去。草书就这么被隔在玻璃柜里——知道它名贵，却摸不着门。近代有一个人，偏要把这层玻璃拆掉，他叫于右任。
于右任和林散之都是近代书法大家，尤其是在草书上。但不同的是，于佑任的草书不一样，它字字独立，与其他人或传统的草书都不一样，草书的那种连贯性，牵连带丝都没有，而是字字独立。
林散之与于右任并称当代“草圣”，谁更高，两边至今各执一词。林散之晚年才专攻草书，十年悟透，确实令人敬服。但对于于右任的草书，我是更为青睐的，为什么呢，因为相对易学点，可做为入门习作。
于右任生于1879年，是陕西三原人，他少年得志，十六岁中秀才，弱冠之年又被乡里视作奇才，人送“西北奇才”之号。按那时读书人的路数，往后该是考场上一级一级往上走，换一份体面的功名，他却拐了弯。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办报。
辛亥前后，他在《民立报》上用文字呼唤共和，是当时最敢讲话的报人之一。紧接着他又去办学，参与创办复旦、上海大学，替风雨飘摇的年代养了一批人。到了晚年，他渡海赴台，一条海峡把故土隔在对岸。他留下《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一句就读出几代人的乡愁。
而这样一位在政界、教育界、书坛都留下名字的长者，交给书法的不是什么文人案头的清供，而是一件更像“公共服务”的事——标准草书。草书难，难在它靠记。一个偏旁被简化成一个符号，另一个字又借用同一个符号，各家规矩彼此打架，学的人只能硬背，错一笔就满篇皆错。
1932年，他发起成立标准草书社，把历代草书中的符号逐一拣出、对照，用统一的“代表符号”去替换繁琐的偏旁组合，草法这门功夫，于是从“靠记”变成了“能算”。他立下四条：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看得懂、写得顺、不走样，还得好看——前三条是纪律，第四条是底线，提醒自己别把字弄成印刷体。
少年时，他所走的路是帖学一脉，也是启蒙于二王、楷书四大家，直到中年时期，他反倒钻进了北魏的刻石之中，“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日日对着那种刀劈斧凿的痕迹琢磨。落笔既有分量又不死板，后人把这种状态称作“碑帖互济”。
碑学在晚清兴起时，吴昌硕、康有为这些人在篆隶与北碑里各有各的地盘，但碑与草书怎么接，始终没人真正解开——北碑方硬的结构，和草书连贯的书写，天生彼此别扭。他采用的办法，是把石上的沉涩之气融进行笔的速度感与结字的宽博感里，又保住帖学那份流畅。
这一点，在他1944年写的那卷草书《心经》里看得最分明。全卷两百多字，每个字五厘米左右，连起来四米多长，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那时的他已是65岁老人，王羲之写草书爱用方笔，按的动作频繁；于右任则把圆笔往前推，按笔的次数大幅削减，行笔时力量均匀地渗进纸里，不做忽轻忽重的跳跃。
转折的地方，他多半圆转暗换；碰到该方折的位置，也不肯夸张地顿一下，只靠笔锋换方向带过去。起笔常是藏锋逆入，收笔往笔画内里收住，线条圆劲，像被人折弯的钗股；间或闪出一两处方硬的棱角，是碑的底子尚未褪尽。字与字之间几乎不实连，每个字各自站定，靠笔势互相牵引，气脉却没有断。
林散之对它是服气的，说它“有魏碑之骨，怀素之狂，而归于简静，如老僧说法，一字一禅”；沈鹏用的词是“净化革新”；启功的话说得更实在——近代学草的人，差不多都要从于右任进门，他定了规矩，后人才知道路在哪儿。
你学草书的时候，最先卡住的是认字，还是用笔？留言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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