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北京紫禁城内，32岁的直隶肃宁人刘春霖参加殿试。此时的大清已经风雨飘摇，科举制度也走到了最后关头。谁能想到，这场考试录取的第一名，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
刘春霖的名字，后来常被一张殿试试卷重新带回人们视野。纸上的小楷排列整齐，笔画粗细均匀，字形端正而有筋骨。乍看之下，像刻印出来一般；仔细观察，又能发现毛笔起落之间的变化。
这种字，不只是好看。
在科举时代，文章决定学问，书写则体现功底。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策论、经义等内容，既要有见识，也要有严谨的格式。写得太潦草，阅卷者难以辨认；写得失于软弱，又显得功力不足。每一笔，都关系到考官对考生的判断。
有人以为，古人天天使用毛笔，写出这样的字并不稀奇。事实并非如此。毛笔字人人会写，写得工整却是另一回事。腕力、控笔、结构、速度，缺一不可。尤其在长时间答卷后，还能保持字迹前后一致，更说明刘春霖受过长期而严格的训练。
科举考试防范舞弊，程序十分复杂。乡试、会试中，考卷通常要经过糊名、誊录，阅卷官看到的是用朱笔重新抄写的“朱卷”，以减少因姓名、籍贯而产生的偏见。但考生原先写下的“墨卷”并非毫无意义，录取环节仍需核对，书写是否清楚，也会影响整体印象。
到了殿试，情况又有所不同。殿试主要决定名次，不再完全按照会试那样处理。皇帝名义上亲自阅卷，实际则由大臣拟定名单，再呈皇帝裁定。到了这一步，文章的内容、格式和书写，都会成为排序时的参考。
馆阁体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得到推崇。它讲求端庄、匀整、清楚，适合抄写诏令、公文和典籍。今天看来，这类字体少了几分个人狂放，多了几分规范约束；放回清代官场，却是读书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刘春霖的试卷，正是馆阁体成熟面貌的代表之一。
关于他夺得状元，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人说，原本名次靠前的广东考生名字中带有“珍”字，慈禧太后因与珍妃关系不睦，便对这个名字有所忌讳，于是刘春霖被点为第一。这个说法流传很广，却缺少足够可靠的档案证据，不能当作确定史实。
不过，刘春霖能够进入殿试甲等，绝不是单凭名字取巧。清代科举层层筛选，能从各地考生中走到会试、殿试的人，本身就已是极少数。状元名次或许带有偶然性，但状元的学问、记忆力和临场能力，绝非普通读书人可以相比。
有意思的是，状元并不等于一流政治家。历史上不少治国名臣没有中过状元，许多状元的仕途也并不显赫。科举选拔的是应试能力与经世文章，真正处理军政、财政和地方事务，还要依赖阅历、性格与时代机遇。把状元看成无所不能的人，反而是对历史的简单化理解。
刘春霖后来曾任翰林院编修，也做过地方和教育方面的工作。清朝灭亡后，他没有成为新政权中的核心人物，但仍以书法和教育活动受到关注。遗憾的是，晚年身处政局变动之中，个人选择与时代洪流之间，始终存在难以摆脱的矛盾。
1905年，清政府正式停止科举。刘春霖在1904年夺魁，恰好站在旧制度的尾声上。他的试卷因此不只是一份漂亮的答卷，也像一件制度遗物：纸上写的是经义文章，背后承载的却是延续千年的取士方式，以及一个王朝最后的读书人秩序。
笔锋收束，墨色沉稳。那份试卷留下的，不只是“状元字”三个字，而是清末士人面对考场时，对规范、功名和出路的全部投入。્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