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拉走后，我反复做同一个梦。一团沉重的黑云压过来，它的本质就是恶，移动只为了坠落。云越近，胸腔被越压越紧，喘不上气。等它过去，我才攒够力气尖叫——然后就这样醒了。
我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水瓶，希望没吵醒隔壁房间的西比尔。接着做朋友教我的呼吸练习，那个朋友病情正在缓解。窗帘缝里漏进来的路灯光，像一根指责的手指横在地板上。闭上眼，感觉空气在身体里走，把恐慌一点点挤出去。
每天早晨都是一次重击
科拉的缺席，每天早上都像第一次知道。为了找一点尺度上的安慰，我把对她的爱纺成一根丝线，绕住银河里每一颗星。我想象肠道里的微生物在我死后散居各地，在陌生的身体里找到新群落，像流亡者写现代主义小说。我用想象的眼睛跟着那些载有科拉影像的光束穿越太空，被引力场扭得变形，却依然无可挑剔地美——直到我看见童年老家隔壁加油站前坪上旋转的轮毂盖，才意识到自己在做梦。
第二次醒来，房间已经满是晨光。那只蜘蛛——也许和西比尔的致幻剂一起催生了这些联想——正蹑手蹑脚爬过白色窗帘杆，以为没人看见。
我冲了个冷水澡，想把夜里过剩的东西从身体里震出去。厨房里跳着七彩光的灰尘说明这计划没完全成功；花园是一张发光的线网，在地下螺旋穿行，以死者的罪为食——这足以确认计划失败了。但这个秋日活泼得无害，我很高兴能在罗蒂米之前醒来，用他更好的咖啡装满灶台上的机器。收音机里的音乐换成了一则严格受限的干预行动通报，我关掉了。新闻是要避开的。
我该去泰特现代美术馆
我一边找那瓶昂贵的姜橙果酱——我怀疑罗蒂米把它藏起来了——一边想，应该去泰特现代美术馆。那个周六上午可以去看收藏里雷斯的作品，借此说服自己：它作为艺术的超越性，足以让我的原则妥协变得合理。因为我确实在纠结要不要接那个offer。我要做的是一个豪华地产项目的品牌包装，这和我公开宣称的立场——艺术被企业利益腐蚀——很难对上。但越来越清楚的是，我是个糟糕的老师，我想回到科拉去世那场危机中我放弃的职业道路，而且钱真的很多。
如果你也觉得空的一氧化二氮罐被踢下人行道时的叮当声很美——我就是这么觉得的——那伦敦那天早上非常美。运动鞋被鞋带吊在电话线上，一个手缠厚绷带的男人在轻轨站外吃peri-peri烤鸡。在布莱克弗莱尔斯我买了个可颂，带到圣保罗教堂的花园，坐在一张献给“智慧”的长椅上，头顶是一扇装饰着骷髅的窗。太阳被斑驳的云滤成一片蓝光。
一时心软，我把一些面包屑撒在草地上，好让一群蚂蚁分享我的早餐。它们排成一列——用什么方式组织的我永远搞不懂——其中一只糊涂的工蚁掉了队。它惊慌地原地打转，我引它爬上我的手指，转动手掌不让它掉下去，把它举到眼前。我告诉它，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好的，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然后把它放回地面。
城市里到处是电一样的共情
我们无法认同其他形式的意识，这也许是西方哲学众多愚蠢论断中最愚蠢的一条，因为那天早上的城市到处是电一样的共情。从桥上望去，亮着灯的电梯像明亮的树液在玻璃楼里上升，脚下的河水重复着这一切，岸边的桦树随着刻进树皮的节奏摇摆。博物馆里，成群的机器水母靠旋转关节的螺旋桨浮在学童头顶，空气里满是广藿香。在自动扶梯上，我感觉自己踩得刚刚好。
那幅画我本来会径直走过去，毕竟看过一千遍了——要不是分隔原色矩形的黑色网格线像被拨动的琴弦一样在振动。十五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这幅画布，那是从不太轻信的北方来的一次学校旅行，大部分时间我都和同学一起笑：人们居然愿意接受这种东西叫艺术。但这幅画拦住了我。原色的三个和弦，一个不需要解释的真相。没有贵族，没有象征，没有谎言。一幅像爱一样清晰的画。而此刻，回到叙事当下，这幅我因它的确信而崇敬的作品，正颤动着要脱离画框。我匆匆走开。
雷斯最著名的作品，安置在一座由制药公司出资的扩建馆里——那家公司靠让数百万人对阿片类药物上瘾而成功。这件“互动雕塑装置”，墙上的说明这样写道，由三个有机玻璃立方体组成，像色彩鲜艳的雪花球。里面的颜料碎屑靠从盒子底部送出的气流吹散。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