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连长倒在阵地上，两个连也快打空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畹町河边的高地上，解云祥赶到一营指挥所时，阵地还没有完全静下来。肖相琦、马德铭的遗体还在前沿，副营长负了伤，残存官兵散在各处。
营长见他到来，只撂下一句：“云祥，你可来了！”
这句话后面，是一个更重的命令。
不是守住就算了。
是把高地打下来，还要冲向日军炮兵阵地。
解云祥当时是第二军第九师第二十六团一营三连上尉连长。许多人提到中国远征军，先想到的是大兵团会师、坦克、飞机、史迪威公路，可真正把路打通的，常常是这种山头上的一两个连。
人倒下了，阵地不能倒。
他的抗战不是从芒友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十月，宜昌战场上，第二军第九师就吃过日军毒气弹的苦头。解云祥后来回忆，十月六日拂晓，盘踞磨基山的日军炮兵不断发射毒气炮弹，黄色烟雾辛辣刺鼻，官兵流泪、喷嚏不止，不少人中毒伤亡。
那不是普通炮火。
炮弹落下，伤口还没见血，人已经喘不上气。消毒排赶上来处理，可许多阵地上的士兵等不到担架。
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不是零星个案。宜昌一役中，日军为挽救被围困的部队，大量使用毒气弹，造成中国军队严重伤亡。
解云祥从那样的战场里活了下来。
活下来的人，往后还要继续往前走。
一九四四年五月，滇西反攻打响。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向松山、腾冲、龙陵一路推进。怒江以西沦陷两年多的土地，要一座山一座山夺回来。
到了一九四四年底，回龙山、黑山门一线成了畹町前面的硬骨头。畹町不只是边陲小城，它卡着滇缅公路，也卡着中印公路重新贯通的最后通道。
路通，外援物资才能进来。
路不通，西南大后方还要继续被勒住咽喉。
第二军第九师奉命向东南穿插，越过国境进入缅境，绕击日军侧后。第九师的部队不是在宽阔平原上展开，而是在山地、河谷、村寨和高地之间一点点往前抠。
黑猛陇、蛮竭梁子、十一峰，一个名字后面就是一场伤亡。
有的营长牺牲在混战里。
有的连长被炮弹击中腹部。
有的阵地刚拿下，日军又反扑回来。
这就是滇西反攻的另一面：地图上看，是箭头推进；阵地上看，是一个排、一个班往火力点前压。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前后，第九师部队强渡畹町河，进入缅境。队略东北高地成了焦点。
日军据点没有松口。
肖相琦、马德铭先后牺牲，两个连伤亡很大。团部把解云祥叫到堆中山指挥所，地图摊在桌上，正副团长神情严肃，指着阵地告诉他：高地已攻下一半，但两个连长都阵亡了。
更麻烦的是，高地不远的洼地里有日军炮阵地。
炮不拔掉，刚夺下的阵地随时会被打碎。
解云祥接到任务，答了四个字：“保证完成任务。”
他没有时间慢慢悲痛。
赶到阵地后，他先做了一件事：把两个连现存官兵并编为四个排，冲锋枪集中使用，士兵每人发手榴弹。
这一下，战场的打法变了。
零散的火力，压不住日军。
集中起来，才有一拳砸下去的力量。
他又把号兵集中在身边。等部署调整完，阵地上一度安静得发冷，双方都像在等下一口气。
号声响了。
机关枪、冲锋枪、手榴弹一起压上去，火焰喷射器吐出火舌，喊杀声贴着山坡往前卷。日军来不及稳住，被打得溃乱，残敌放弃阵地逃命。
解云祥没有停。
他带着部队继续冲向日军炮兵阵地。
那几门炮，刚才还在威胁高地。等中国士兵扑到近前，日军已经撤走两门，剩下两门还在发射榴散弹。官兵继续往前压，日军见炮保不住，便自行炸毁。
任务完成了。
可两个牺牲的连长，仍然留在那场战斗的开头。
几天后，另一场大事来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友会师。二十八日，会师典礼举行，中印公路全线贯通。从印度雷多到昆明，长达一千七百多公里的国际通道终于连成一线。
很多人记住了那一天的飞机、坦克、军旗和欢呼。
解云祥记住的，还有会师前夜的误会。
他所在部队推进到芒友附近，因事先缺乏联络信号，与中国驻印军发生误战。对方戴着美式钢盔，火力猛烈，打到半山腰时，解云祥才听清指挥声是中国话。
他急忙命人展开连旗，吹军号，高喊：“我们是由国内反攻入缅的第二军。不要打了！”
山下也喊回来：“我们是新一军！”
枪声停了。
两支从不同方向打回来的中国军队，在芒友附近终于认出彼此。有人握手，有人拥抱，也有人因为伤亡而沉着脸。
胜利不是轻飘飘的。
它带着误伤、焦灼、血污和还没来得及安葬的战友。
一月二十八日以后，中印公路通车，滇西反攻也走到完全胜利的门口。怒江以西失地相继光复，日本军队被逐出国门。
解云祥晚年住在武汉。七十五岁时，他口述那段往事，提到肖相琦和马德铭，仍把名字说得清清楚楚。
那一刻，他不是在讲一场漂亮战术。
他只是回到畹町河边那片高地：阵地上躺着牺牲的连长，残存官兵等着命令，号兵站到身边，冲锋枪被集中到一起。
号声一响，活着的人替倒下的人往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