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家里是穷的。穷得连一条狗，也似乎是多添的一张嘴。但乡下的日子，又似乎少不了一条狗。夜里有动静，它便“汪汪”地叫起来，那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传开去，能惊动半个村子的人。于是，母亲便从邻家抱回了一只小狗。
它来的时候，才三四个月大，浑身是黄茸茸的毛，像一团会动的土疙瘩。眼睛黑漆漆的，怯生生地望着这陌生的世界。我那时六岁，个子也不比它高多少。便常常抱着它，在院子里晒太阳。它便舔我的手，温热的，痒痒的。母亲说：“好好养着，长大了能看家。”我便给它起名叫“大黄”。
大黄长得很快。仿佛一眨眼的工夫，它便能跟着我满山跑了。沂蒙山的坡是舒缓的，草是青的，羊是白的。我赶着几只羊，大黄便在前头跑，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又回头看我，舌头伸得长长的，喘着气。有时候，它会猛地冲进草丛里，惊起一只野兔，便追出老远，最后总是垂着头回来，趴在我脚边，肚皮一起一伏的。我便蹲下来，抚摸它的头，说：“不碍事的，咱又不吃兔肉。”它便舔我的脸，湿漉漉的。
后来，它长得更大了。家里便用铁链子将它拴在门口。链子是生铁的，锈迹斑斑的，拖在地上，哗啦啦地响。有生人来，它便挣着链子狂吠，声音震得铁链子哗哗作响。客人便吓得直往门里躲。母亲便喝住它。它便不叫了，只是喉咙里还“呜呜”地响着，尾巴却垂了下去。
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回来，远远地就能看见它蹲在门口，两只耳朵竖着。一看见我，便站起身来，尾巴摇得像拨浪鼓。我便跑过去，解了链子，带它去河边饮水。它便撒着欢儿跑，跑几步，又回头看我，等我赶上去。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我上了初中，要去镇上住校。每星期回来一次。大黄便老了许多。它的毛色不再鲜亮，像旧棉袄上的补丁。眼睛也浑浊了，看人时总像是蒙着一层雾。它不再像从前那样奔跑，只是慢慢地走，走几步，便要歇一歇。
有一回，我回来，看见它趴在屋檐下，太阳照着它的背，一明一暗的。我走过去，蹲下身，它便慢慢抬起头，舔了舔我的手。那舌头还是温热的，却仿佛比从前薄了些。母亲说：“大黄老了，吃不动硬东西了。”我便去厨房，拿了一块煎饼，掰碎了，泡在汤里，放在它面前。它嗅了嗅，便慢慢地吃起来。吃着吃着，便抬起头看我，眼睛里还是那样黑漆漆的，却更深了，像一口望不见底的井。
后来，我便常常想起小时候。想起它刚来时的样子，想起我们一起在山上跑的样子。想起它趴在门口，耳朵竖着，等我回来的样子。
如今，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了。听说大黄早就不在了。母亲说，它死的那天，自己走到村后的山坡上，趴在那儿，再也没有回来。我听了，半晌没有说话。
我想，大黄在我家，大约是没有享过什么福的。没有吃过什么好东西，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它的一生，不过是一条土狗的一生。看家，护院，跟着一个孩子满山跑。然后老了，便悄悄地走了。
可是，我又想，也许它并不觉得苦。也许在它的记忆里，那些太阳照着的午后，那些风从山坡上吹下来的日子，便是它全部的好日子了。也许它并不计较吃的是什么。也许它只记得，那个六岁的孩子，曾抱着它，在院子里晒太阳。那阳光是暖的，那孩子的胸膛是暖的。
如今，村后的山坡上，青草又绿了。我不知道大黄是否还在那里。或许它的骨头早已化作了泥土，融进了沂蒙山的那一片土地里。或许它的灵魂还在那山坡上，看着日出日落，看着羊群走过。
而我呢，我常常在梦里，又回到那个小山村。又看见一只黄狗，在院子里跑。又听见它的叫声，在空旷的山谷里，传开去，传开去，惊动了半个村子的人。